在英國被囚禁的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終於和美國司法部達成認罪協議，承認一項串謀獲取及披露美國國防機密文件罪，免於被引渡到美國受審。
根據認罪協議，阿桑奇結束在英國的反對引渡審訊，坐飛機到美屬的北馬里亞納群島，然後會被判處62個月監禁，但由於他自2019年4月在英國被拘禁至今，已相當於其62個月刑期，因此他會在聆訊結束後獲釋返回澳洲，與妻子及2名年幼孩子團聚。
外界一般會說阿桑奇在英國被囚禁1901日，等於5.2年，但其實自從阿桑奇2010年爆出美國機密之後，他在2012年開始已失去自由，變相坐了12年牢。阿桑奇的經歷就是一個悲慘故事。
第一，驚天泄密。阿桑奇本身是澳洲人，少年時開始已是一名反政府黑客，亦是爆料網站維基解密的創始人。他在2010年從當時美國軍方情報分析員曼寧手中，取得大量的機密，包括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秘密報告及很多敏感的美國外交電報。阿桑奇在他的維基解密網站上發布這些機密資料，當中包括一些驚人的內容，例如2007年美軍的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的巴格達發動襲擊的視頻，這次襲擊造成11人死亡，包括2名英國路透社的記者。他的泄密震驚世界，讓外界很具體了解到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是如何進行不義的戰爭。
如果看荷里活電影，這些泄密英雄最後都會逃過指控，但現實中卻完全不是這回事。協助阿桑奇獲得資料的美軍情報員曼寧，在2010年被判違反間諜法等罪名，判處35年監禁。其後奧巴馬政府為其減刑，在他入獄7年後獲釋。但阿桑奇就要浪跡天涯，被美國環球追捕，長期失去自由。
第二，由莫須有的指控開始。在美國追捕阿桑奇的行動當中，亦看到美國的盟友，如何「打茅波」配合，例如瑞典政府。瑞典以重視人權自由自居，不想用以違反美國間諜法的理由，拘捕逗留在當地的阿桑奇，結果就無端搞出一宗所謂的性侵案，指控阿桑奇在酒吧認識兩名當地女子，並發生性行為，行為不檢，但阿桑奇就辯稱發生關係是兩相情願。後來阿桑奇輾轉去到英國，在倫敦投案，保釋期間走到厄瓜多爾大使館內尋求政治庇護，並獲得厄瓜多爾國籍。
阿桑奇顯然是想避開曼寧被判處35年刑期的厄運，所以才選擇浪跡天涯，但結果他在倫敦厄瓜多爾大使館一住就住了7年，不過後來由於維基解密披露了厄瓜多爾總統莫雷諾涉及貪污的不利消息，厄瓜多爾政府一怒之下和英國達成協議，將阿桑奇逐出大使館，阿桑奇其後被英國拘捕，之後便一直打引渡官司。阿桑奇這部分經歷顯示，國際政治相當殘忍，他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現實世界裡變成了人球。
第三，政客的隨意性。美國以維護自由而自居，有憲法修正案保障新聞自由，對別國所謂侵犯自由行為，隨時作出制裁。但阿桑奇因公眾利益披露了大量美國在戰爭裡的不法行為，但美國就以其違反間諜法等罪名要將其拘捕歸案，當時聲稱如果所有罪名入罪，阿桑奇可以被判處175年的刑期。阿桑奇面對如此嚴重的指控，只能夠馬上逃亡，否則餘生都可能在監獄中渡過。
現在美國選舉快要到來，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者是所謂白左人士，他們很多是自由主義者，比較同情阿桑奇。拜登最近在加沙問題上搞到焦頭爛額，為了拉攏白左選民，就和阿桑奇達成認罪協議，等於變相釋放阿桑奇。
這便是美式言論自由的完美示範。首先不要相信美國本國有言論自由，當言論自由損害到國家安全時，美國會毫不猶疑地出手，言論自由要臣伏於國家安全之下。其次是美國政客既雙重標準又隨意行事，特別是在選舉期間，為博選票，什麼事情也做得出來。
盧永雄
香港回歸27年，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談到香港浴火重生，他指香港最大變化是，由受外人凌辱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央的掌上明珠。香港亦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
鄭主任幾句總結，令人感受殊深。香港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百年恥辱，一朝昭雪。但英國人不懷善心，不願見到香港回歸祖國，港人治港成功，就在移交治權前的十多年，急急開放政制，在港引入對抗式民主，把香港這列回歸快車，引向出軌之路。誓要把香港由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發展，就可以看到香港曾經出軌之路。過去香港人均產值長期高於新加坡。不過，兩地的人均GDP從2003年開始分道揚鑣，那一年香港對抗式政治初露頭角，反對派搞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香港的人均GDP也在那一年開始被新加坡超越，獅城從此一騎絕塵。到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84714美元，香港是50030美元，兩者差距巨大。
去年5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指雙城之爭新加坡贏了香港，除了列舉兩地的GDP數字，更加將話題扯到香港的《國安法》上。《經濟學人》將香港的經濟問題歸咎為政治不夠民主，其實新加坡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嚴苛，文中的評論充滿了西方的偏見。現實剛好和《經濟學人》的分析相反，回歸頭25年，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政治過度民主，或者嚴謹點說，是走上了對抗式民主的歪路，令香港從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了一個政治城市，結果GDP被新加坡拋離。
香港對抗式政治的毒素，從方方面面沁透出來。
第一，耗盡政府的精力。或許《經濟學人》當日有一點是說得對，是指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最大的分歧是在於「治理」，報道引述學者指，治理的定義為「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特區政府在回歸頭25年，逐步失去在經濟方面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因為首先政府的關注點是在政治而非經濟 ，其次即使政府還有一點餘力去搞經濟，亦都是被反對派打壓得體無完膚，談何規劃能力。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對派天天喊著要官員下台，官員最佳的回應方式有兩種，一是投降，完全向對方的價值趨同，二是龜縮，基本是不幹事不作為。這兩種反應都嚴重影響了 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香港經濟大多數是放任式的發展，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城市衍生出來的劣質管治現實。
第二，反對派直接干政。反對派為了達到上台執政的目標，採取極端的干政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行為是在立法會拉布。一開始的時候仍然有泛民的議員覺得這樣阻礙政府的運作，對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激進的對抗式政治出現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愈激進愈有市場，首先是泛民當道，接著就是出現激進的長毛和黃毓民，再接著就是更加激進的港獨小將。傳統泛民為了保住選票，亦都要向激進政治靠攏。結果立法會就由小吵小鬧，變成財委會全面拉布。政府連工程款都支出不，因為拖數而要打電話向工程顧問公司道歉。正常一年1000億的財委會撥款，結果到後期只撥出了100億左右，撥款機制失靈，就好像人的血管阻塞一樣，隨時中風，香港經濟，陷於停滯。
第三，地產愈搞愈貴。在香港政治全面激進化的同時，既得利益集團都看到政治空檔，暗中大量支持反對派，結果就出現一些環保政客，口說得漂亮，實際上是反對填海和任何開發土地的方案，令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大減，樓價飛速上漲。大家齊來分食地產泡沫的大餅，香港開始竭澤而漁。
結果2019年來一個總爆發，阿爺出手，一下子就是將香港這列脫軌火車，重新拉回協商式民主的軌道上。
正如鄭主任所言，香港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長治久安可感可期，雖然有一些外人對此大為不爽，出言不遜，但他們唯恐香港不亂的陰謀不可能得逞。
新一屆政府感覺煥然一新，務實高效，帶領香港從新變作經濟城市，未來發展可期。新加坡有先發之優勢，香港有背靠祖國這個龐大經濟火車頭之利，在迎接回歸27周年之際，中央再宣布惠港政策，內地居民旅客自香港進境內地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額度，由現時人民幣5,000元，大幅提升一倍多至人民幣12,000元，同時保留在進境口岸免稅店額外購買人民幣3,000元免稅商品政策，即額度合計人民幣15,000元，有助提升香港作為旅遊首選目的地的地位。所以說，在這場發展經濟的長途賽中，鹿死誰手，未可逆料。
正如莎士比亞筆下《暴風雨》的名句：「凡是過去，皆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在國家扶持下，香港的新一頁，才剛剛打開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