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入境處早前宣布，第一代智能身份證將於明年分批失效，呼籲未換證的港人盡快換證。但相關新聞就被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炒作為：希望用換證威嚇港人。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指，特區政府的計劃是想近年移居海外的港人擔憂，逼使他們考慮是否需要專程回港換證。報道又引述一個所謂曾任入境事務助理、並已移居英國的「陳先生」，批評入境處的講法混淆視聽，指不換證罪行並非可逮捕罪行，只可以罰款，不是好像香港當局所說，如果回港後不換證， 有可能面臨罰款2.5萬港元及入獄兩年。
後來港府嚴厲譴責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散播虛假資訊，事前未有向政府作任何查詢，作出失實報道，完全有違傳媒操守。特區政府重申，本次換證做法與以往的全民換證計劃一致，沒有威嚇成份，香港居民如因不在香港而未能在指定換證限期內換領新身份證，只要在返港後30日內補辦換證手續，即不屬違法。但如果有關人士，不遵照要求在回港後30日限期內換證，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19（4）條，最高可被罰款2.5萬元及監禁兩年。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將不同的條文及法律後果混為一談，誤導市民。入境處又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的居留權，不會因其舊身份證失效而受影響，身份證失效之後，仍然可以使用有效的旅行證件如常進出香港。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質疑，早前自由亞洲電台關閉在香港的實體辦事處，現時就明白它為何要關閉辦事處，因為該電台屢次用虛假的消息，用煽動方式引起市民不信任政府。該電台撤離原因很簡單，就是有犯法意圖，留在香港會犯法，所以要離開，相信香港市民看得清楚，該電台「披媒體外衣」，其實想危害國家安全，相信市民不會受騙。
的而且確，自由亞洲電台早前撤離香港的時候，講到它好像一個普通的媒體，因為害怕《香港國安法》損害新聞自由，而需要撤離。但如果你了解自由亞洲電台的歷史，就會知道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自由亞洲電台自稱為並非美國政府機構，而是非營利性新聞機構。但現在的自由亞洲電台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由美國國際媒體署資助的機構，根據美國《國際廣播法》，自由亞洲電台的目的是「推廣資訊與思想、推動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由美國政府資助，目標是推廣美國的外交政策，而美國現時的外交政策是全面鎖定中國作為對手，所以自由亞洲電台的宣傳方針，已經明白不過了。
其實當你了解自由亞洲電台的歷史，就應該更加擔心，它徹底是冷戰的產物，是以推翻共產政權為己任。早於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創建了自由亞洲委員會，開播了名為自由亞洲電台的廣播電台。後來中情局意識到中國大陸很少有私人無線電收音機，自由亞洲電台的效果極微，結果便在1955年停播。
不過，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在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政客重燃對推翻中國政權的興趣，當時提出立法建議，尋求成立一個由聯邦政府資助、仿效當年自由亞洲電台的電台。後來民主黨的克林頓在1992年參選美國總統期間，正式提出政策綱領，要求成立自由亞洲電台，並直指「中國有朝一日也會步蘇聯和東歐的後塵」。可以說現在的自由亞洲電台，成立目標清楚不過，就是想推翻中國政權。
到1994年1月27日，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廣播法》，由總統克林頓簽署撥款3000萬美元，正式成立自由亞洲電台。最後，新的自由亞洲電台在1996年3月正式開業，成為美國政府向亞洲網上滲透的喉舌，特別針對中國。自由亞洲電台實際運營新聞網及廣播電台，通過短波衛星及網絡，播出以包括粵語、維吾爾話、藏語等9種語言播報，其推動港獨、台獨、藏獨的傾向溢於言表。
順帶一提，1992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向國會及總統提交成立相關電台及網站的時候，原來的名稱是叫做「自由中國電台」，後來美國政府考慮到「自由中國電台」的名稱對中國刺激太大，所以就稍作遮掩，改為「自由亞洲電台」，但它的本質未變。
當大家明白自由亞洲電台的前世今生之後，就知道它在今年3月初關閉香港辦事處，絕對是合理的自保之舉，因為從其一開始的成立目標，就是想推翻中國政權，從本質上已經是違反《香港國安法》，所以它並非一間新聞機構，而是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它唱衰香港的身份證換領計劃，只不過是其日常業務一部分而已。
盧永雄
香港回歸27年，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談到香港浴火重生，他指香港最大變化是，由受外人凌辱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央的掌上明珠。香港亦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
鄭主任幾句總結，令人感受殊深。香港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百年恥辱，一朝昭雪。但英國人不懷善心，不願見到香港回歸祖國，港人治港成功，就在移交治權前的十多年，急急開放政制，在港引入對抗式民主，把香港這列回歸快車，引向出軌之路。誓要把香港由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發展，就可以看到香港曾經出軌之路。過去香港人均產值長期高於新加坡。不過，兩地的人均GDP從2003年開始分道揚鑣，那一年香港對抗式政治初露頭角，反對派搞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香港的人均GDP也在那一年開始被新加坡超越，獅城從此一騎絕塵。到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84714美元，香港是50030美元，兩者差距巨大。
去年5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指雙城之爭新加坡贏了香港，除了列舉兩地的GDP數字，更加將話題扯到香港的《國安法》上。《經濟學人》將香港的經濟問題歸咎為政治不夠民主，其實新加坡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嚴苛，文中的評論充滿了西方的偏見。現實剛好和《經濟學人》的分析相反，回歸頭25年，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政治過度民主，或者嚴謹點說，是走上了對抗式民主的歪路，令香港從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了一個政治城市，結果GDP被新加坡拋離。
香港對抗式政治的毒素，從方方面面沁透出來。
第一，耗盡政府的精力。或許《經濟學人》當日有一點是說得對，是指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最大的分歧是在於「治理」，報道引述學者指，治理的定義為「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特區政府在回歸頭25年，逐步失去在經濟方面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因為首先政府的關注點是在政治而非經濟 ，其次即使政府還有一點餘力去搞經濟，亦都是被反對派打壓得體無完膚，談何規劃能力。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對派天天喊著要官員下台，官員最佳的回應方式有兩種，一是投降，完全向對方的價值趨同，二是龜縮，基本是不幹事不作為。這兩種反應都嚴重影響了 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香港經濟大多數是放任式的發展，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城市衍生出來的劣質管治現實。
第二，反對派直接干政。反對派為了達到上台執政的目標，採取極端的干政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行為是在立法會拉布。一開始的時候仍然有泛民的議員覺得這樣阻礙政府的運作，對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激進的對抗式政治出現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愈激進愈有市場，首先是泛民當道，接著就是出現激進的長毛和黃毓民，再接著就是更加激進的港獨小將。傳統泛民為了保住選票，亦都要向激進政治靠攏。結果立法會就由小吵小鬧，變成財委會全面拉布。政府連工程款都支出不，因為拖數而要打電話向工程顧問公司道歉。正常一年1000億的財委會撥款，結果到後期只撥出了100億左右，撥款機制失靈，就好像人的血管阻塞一樣，隨時中風，香港經濟，陷於停滯。
第三，地產愈搞愈貴。在香港政治全面激進化的同時，既得利益集團都看到政治空檔，暗中大量支持反對派，結果就出現一些環保政客，口說得漂亮，實際上是反對填海和任何開發土地的方案，令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大減，樓價飛速上漲。大家齊來分食地產泡沫的大餅，香港開始竭澤而漁。
結果2019年來一個總爆發，阿爺出手，一下子就是將香港這列脫軌火車，重新拉回協商式民主的軌道上。
正如鄭主任所言，香港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長治久安可感可期，雖然有一些外人對此大為不爽，出言不遜，但他們唯恐香港不亂的陰謀不可能得逞。
新一屆政府感覺煥然一新，務實高效，帶領香港從新變作經濟城市，未來發展可期。新加坡有先發之優勢，香港有背靠祖國這個龐大經濟火車頭之利，在迎接回歸27周年之際，中央再宣布惠港政策，內地居民旅客自香港進境內地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額度，由現時人民幣5,000元，大幅提升一倍多至人民幣12,000元，同時保留在進境口岸免稅店額外購買人民幣3,000元免稅商品政策，即額度合計人民幣15,000元，有助提升香港作為旅遊首選目的地的地位。所以說，在這場發展經濟的長途賽中，鹿死誰手，未可逆料。
正如莎士比亞筆下《暴風雨》的名句：「凡是過去，皆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在國家扶持下，香港的新一頁，才剛剛打開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