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完Netflix美劇The Queen’s Gambit （后翼棄兵），有很多聯想。
《后翼棄兵》顧名不能思義，這套劇是講述一個美國國際象棋冠軍的奮鬥故事。
「后翼棄兵」是國際象棋其中一種開局方式，是先犧牲一些棋子、換取另外一種東西的策略。通常的走法是白方將兵推出，故意被黑方的兵吃掉，然後減少對方的兵本來對部分位置的控制力，即犧牲一隻兵，換得對中心地區的控制權。這種戰術背後的哲學含意就是有一失必有一得。
《后翼棄兵》的女主角Harmon。
劇中女主角Harmon童年坎坷，母親因意外去世，她被送到孤兒院，要服用鎮定劑，才得到暫時的平靜。後來她認識了校工Shaibel，成為她的國際象棋啓蒙老師，最後Harmon成就世界國際象棋冠軍。
有人問我，香港去年的亂局，是否中央欲擒先縱，讓外國操控的香港反對派盡情表演，然後來一招回馬槍，訂立《港區國安法》，將投美的叛變者一網成擒，這種說法頗有「后翼棄兵」戰術的味道。
我覺得政治確實陰險，但也不用過度陰謀論。中國領導人正在玩民族復興的大棋局，香港原來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隅小局，中央無必要花太多精神在香港佈局。所以中央過去對香港的政策，主要是回應性的，最高領導不常過問。只不過是過去幾年的事態，觸發了重大危機，中央才要全力以赴，以雷霆萬鈞之勢，平定香港的亂局。所以，如果說中央採取「后翼棄兵」策略，引蛇出洞，然後一網打盡，有點神化了中央的部署。中央應無「后翼棄兵」的布局意圖，但卻取得了「后翼棄兵」的效果，損失一片，卻奪回大局的主導權，可說是意外之得。
中央為令香港從去年的殘局中走出來，可謂奇兵突出，完全採取主動，從訂立《港區國安法》開始，到推遲香港立法會選舉，再到定出DQ議員的框架，每一著都令到香港的激進反對派，陷入極大的被動之中。中央走的每一步棋，都完全超乎美國及香港激進反對派的想像，他們只能傻了眼地看著中央一步一步，摧毀激進叛國者的陣營。聞說由於《港區國安法》立得太快，很多西方在港間諜，來不及撤走，混亂狀況可想而知。另外亦觸發大批反對派人士逃亡海外。
如果是觸犯了嚴重罪行，可能會被判5年、10年監禁，逃亡還可以理解，但有些人如許智峰，只是在示威現場搶不同政見市民的手機、在立法會潑潑臭水，即使罪成，最多可能判監禁一年半載，面對這樣輕的罪名，許智峰還是選擇棄保潛逃，無論他講得如何冠冕堂皇，說出國是為了幫助香港的同道尋找門路云云，說到底，膽小就是膽小，夠膽做，但不夠膽承擔相關刑責。以這種意志，卻想與實力龐大的共產黨鬥，想割共產黨的喉嚨，實在太可笑了。
我讀大學的時候，看過很多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解決異見人士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他們驅逐出境，因為異見人士離開國土，就像魚兒離開水塘一樣，開始時在魚塘邊的泥地上跳躍掙扎，好像還有少許激情，但最後都難逃乾死的命運。外國有需要的時候，也很樂於利用這些異見分子去大力批評社會主義國家，但最後還是會把他們像嚼過的香口膠一樣，棄之不顧。
蘇聯最著名的異見份子索忍尼辛，在1974年被蘇共總書記布里玆涅夫強行押上飛機驅逐出境，索忍尼辛意志堅強，不怕坐牢，想留在蘇聯，但被布里玆涅夫硬送出國，去了美國，最後變成一個「牢騷老人」，不但批評蘇聯，也批評美國道德墮落、音樂使人難受、新聞媒體不加節制侵害私隱等等。
而中國最著名的異見分子是魏京生，出國之後亦難逃類似的命運，最後在國外與不同的異見份子分黨分派，相互攻訐，慘不忍睹。
離國的異見份子最後都會成為棄兵，剎那光輝，就像煙花一樣璀璨，但璀璨一閃即逝，之後就要面對漫長人生的現實生活困難，苦況不足為外人道。
流亡，從來不是美夢。從政者可以選擇，就不要跌入流亡的困境中。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