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國安處本周三拘捕53名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人士。美國在同一天爆出一單闖入國會大流血事件，打死4人拘捕52人。一比之下，香港的新聞，就變得小巫見大巫了。
在拘捕事後，反對派召開記者會，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說，《基本法》有列明財政預算案被否決的程序，他批評特區政府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梁家傑是資深大狀，他懂得法律，但往往扭曲法律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正正是這種心態，才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基本法》有容許人搞攬炒式政變嗎？《基本法》第50條及52條的確有講到如果立法會首否決預算案，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而重選的立法會有超過三分二議員仍通過所爭議的預算案，行政長官拒絕簽署，就要辭職。這是解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出現衝突時的憲制設計，並非讓人攬炒癱瘓政府的設計。
按《基本法》的原意，立法會議員有權審議財政預算案，如果預算案的內容不符民意的話，他們可以否決預算案。但戴耀廷提出的「攬炒十部曲」，根本不理會預算案的內容是什麼，只要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超過半數（即35+），就不問情由地否決預算案。《基本法》內提出的程序安排，和戴耀廷搞的攬炒大計，根本完全是兩回事。
試舉一例，《朱子治家格言》首兩句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一個孩子早上起來，拿著掃把掃洒掃庭院，藉故說老爸阻礙他掃地，有計劃有預謀地用掃把老爸打死。被告入公堂後，就引用《朱子治家格言》，說只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打死老爸只為清除掃地的障礙。你覺得他的做法，符合《朱子治家格言》嗎？
扭曲並濫用《基本法》，以達到顛覆推翻政權的目標，根本就是要搞一場政變。沒有人會天真到相信，《基本法》會設計出一個制度，讓人搞政變吧？
梁家傑作為資深大狀，提出《基本法》這個法律觀點，我倒很希望被捕的53人上庭時，也以《基本法》的制度，作為反駁控罪的理據。因為按《基本法》第158條，香港法庭對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及中央與特區關係，對《基本法》進行解釋的時候，在終局判決之前，要先尋求人大常委會對相關條文作出解釋。即是說，他們提出這個觀點作為辯護，香港的法庭就有責任要求人大釋法。又看看人大在解釋法律的時候，會否將基本法第50條及52條，解釋為一個容許攬炒的憲制設計。
有制度，就會被人扭曲，將黑說成白，把非說成是。任由扭曲，制度就會崩潰，撥亂反正，理所當然。
講到撥亂反正，又有會問，應該告兩三個人，還是告幾十人呢？戴耀廷和幾個核心組織者是整場政變的主謀(或者是主要的刀手)，當然罪責難逃。一大批參與初選的政客，有極其激進的本土派，也有胡胡塗塗的泛民。傳統泛民很多不是壞人，但肯定是蠢人，他們由2014年的佔中開始，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再到去年的初選，一步一步地被人逼上暴力政變的舞台。年青人由於生理結構，腦下垂體大量釋放荷爾蒙，比較衝動，情有可原。但人到中年，理應成熟穩重，為什麼會人激進、你又要去激進呢？隨波逐流，也難逃歷史罪責。
還有《蘋果日報》之流的激進媒體，為暴力示威塗脂抹粉，把違法者捧為民主英雄，令年青人急促激進化，把他們推向「到牢獄之路」。這些媒體有無為其行為，感到一絲歉疚？
一場失敗暴力政變，以法律制裁為終局，歷史上屢見不鮮。幕後組織者、核心參與者、推波助瀾者，都要為這場失敗政變，付出應有的代價。
這些失敗者把美式民主捧上半天高，諷刺的是，香港在2019年7月1日發生闖入立法會的一幕，2021年1月6日在美國重演，唯一分別是美國警察打死4人。香港有那一個反對派政客、那一個反對派媒體，會出來痛批美國黑警殺人，並要求中國因此制裁美國呢 ? 難道真是主子殺人，鴉雀無聲？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