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台灣的疫情接連爆發，一邊對台灣同胞的慘況感同身受，另一邊對台灣官員的文化創意，大開眼界。
台北市爆疫核心地段萬華區，充斥著阿公店和茶館，這地區是台北的色情場所老區，從業員都是40、50歲以上。自從蔡英文於2016年上台之後，與大陸關係急速轉壞，大陸遊客劇減，蔡英文就搞出「新南向政策」，要吸引東南亞遊客來台，結果大開中門，讓大批東南亞妓女到台灣「揾食」，為萬華區色情事業注入年青「新血」，結果該區成為爆疫中心，出事後東南亞小姐自然不會主動投案，而是全台逃亡。新南向政策可謂「成果豐碩」。
萬華區出事，台灣的抗疫總指揮、衛福部長陳時中發揮他的文化創意，稱萬華區的買春活動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成功轉移注意。看著有基隆60多歲男子連續26天每天坐火車去台北萬華區，搞「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頓覺台灣人的聯繫確是「挺緊密」的。
陳時中的創意不止於此，他又創出「校正回歸」這個新名詞。初時大家都不太了解「校正回歸」是什麼東東。以為5月22日出現400宗「校正回歸」個案，只是一次過，以為疫情爆發之初，台灣地方政府向上報告疫情的時候，因誤填資料或報告不及時或檢測延誤，漏報了一些個案，於是台灣一次過把漏報的個案重新公佈。
但其後見到台灣連續6日，差不多每天都出現200多宗「校正回歸」個案時，大家終於明白「校正回歸」這個名詞，真正創意不是文學上的，而是統計學上的。當每天都有近半數的個案「漏報」，幾天之後才報出，但又不計入當天的確診數字，就等於經常把每天的確診數字少報一半了。以今天(5月27日)為例，台灣新增401宗本地確診個案，另有266宗「校正回歸」個案，加起來已是667宗了。
台灣的統計創意在於世界各地從沒用過這種方式，去公佈新增確診數字。有些地區界定確診的標準有所改變，會調整確診數字，但都只會是一次性的。至於漏報或遲報的確診個案，全世界都會加到當天的新增確診數字，而不會分拆開來，不計入當天的確診數字。你不能夠不佩服台灣政府的文創思維。
說穿了，這些創意的背後，其實是想掩飾爆發疫情的尷尬。台灣自命為「抗疫優等生」，如今卻變成「抗疫留班生」，成為疫情重災區，而台灣一天的檢測量只有一萬多，以一個2300萬人口的地區而言，少得可憐。相信實際的染病人數比政府所公佈的確診數字多5倍也不止，估計台灣疫情，尚未見頂。
台灣那種「少檢測，少確診」的政治行為，客觀上影響了台灣的抗疫。例如金門縣為了防止新北市和台北市等疫情重災區的帶病毒者進入，定出進入金門的人要有3天內的核酸測試報告，否則就要即場進行檢測。結果該政策被陳時中以違反中央政策為由，完全廢掉。台灣政府任由帶病毒者在島內自由流動，而且不做檢測，就助長了病毒的散播。
台灣的抗疫方式，充滿了政治性，亦體現在疫苗的供應上。台灣的疫苗嚴重不足，當地多個地方政府想從大陸購入疫苗，但台灣政府卻諸多阻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公開表示，大陸願意提供疫苗予台灣。但陳時中的回應是：「他們沒有在打的，我們有點興趣啦！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啦！」
表面看，陳時中似乎是不想要國藥、科興和康希諾幾種內地在打的疫苗，只想要復星代理的復必泰疫苗，但當台灣南投縣想輸入復必泰疫苗，陳時中又說，「目前中國大陸還沒有核發復必泰藥證，其中不知道有什麼問題。」陳時中藉口多多，只是不想用大陸提供的疫苗而已。
最好笑的是，美國在台協會負責人儷英傑開召記者會，一方面拿出一個菠蘿出來挺台灣，另一方面被問到美國會否供應台灣疫苗的時候，他就輕微淡寫地說「台灣確診數目較低」，意思是「台灣自己可以搞掂，不用美國提供疫苗。」這個借台灣報細數作為美國不供應苗的藉口，已經夠台灣尷尬了。
台灣以政治態度、而不是以科學態度去抗疫，結局只有一個，就是令到台灣的疫情難以控制，受苦的只是台灣民眾。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