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年的冬季奧運會聖火，開始從希臘雅典傳遞，冬奧開始進入3個多月的倒計時。今次冬奧定於明年2月4日至2月20日，在北京及張家口舉行。內地開始為籌備冬奧進入緊張的衝刺狀態。
內地遇上舉辦這些國際盛事，一定要排除所有風險，明年冬奧可以預見的風險主要有兩項： 1. 政治；2. 疫情。
1. 政治挑戰有限。10月17日在希臘雅典衛城，當地正進行傳送奧運聖火的最後綵排。前城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邵嵐，聯同另外一名藏獨份子，在現場一個棚架上試圖掛起「光時」及藏獨旗幟，被希臘警方拘捕。邵嵐正在搞一個抵制冬奧的「No Beijing 2022」運動，運動參與者真是五毒齊全，有疆獨、藏獨、蒙獨、台獨份子。現在回想，2019年政府指「光時」份子鼓吹港獨，事出有因。
目前抵制冬奧運動不成氣候，不見有主要國家團隊話因政治原因抵制北京冬奧。
2. 疫情怕有變數。內地以清零為目標，現實上大多數時候都能清零，偶有零散爆發，也會快速控制。隨著冬奧漸行漸近，內地防疫力度會進一步加強，以免在冬奧來臨時爆疫。
國慶假期後，又有一對上海旅遊夫婦成為內地確診本土病例，由於他們在國慶假期間曾到多地旅遊，如今正全面排查他們的緊密接觸者，這對夫婦的感染鏈遍及寧夏、陝西、甘肅等多地。內地再現本土感染，自然更加緊張。
有朋友經常要回內地公幹，見到特區政府開始和內地商討免隔離通關，問起是否很快可以成事。但我向內地高人討教，他叫我留意一些事：
1.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不能赴內地開會。
譚耀宗近日接獲國家防疫部門通知，不批准他出席稍後在北京舉行的人大常委會會議，原因是因為本港疫情，包括最近出現一宗源頭不明個案，認為有風險。
那宗10月8日本地個案，患者為一名48歲機場貨站男員工。雖然特區政府相信他可能被即日往返、無入境香港進行檢測的外國機組人員感染。但內地會認為「未能確定」源頭，加上這樣可以交叉感染都是防疫漏洞。香港要重新計算28日無本地個案，都要等到11月初了。
事件除了顯示內地對處理疫情非常緊張，如此高調公開譚耀宗不能赴內地開會的消息，也是一種姿態。
2. 譚耀宗對無追蹤功能「健康碼」的批評。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周日表示，研究以「健康碼」讓申請者自動申報是否到過高危地點、是否屬高危人士等。他的說法確認了港版「健康碼」沒有自動定位追蹤功能。
譚耀宗就唱反調，覺得設追蹤功能是重點，相信內地會擔心如果有人進入內地後引起傳播，以及當有疫情發生時，可以找到可能受影響的人士出來。
雖知譚耀宗和其他人大、政協不同，一則他是人大常委身份地位高，二則他比較慎言，他強調健康碼的「追蹤功能」，反映了阿爺的關注。
內地和香港免隔離通關，既屬兩地的互動，也和兩地的疫情動態相關，香港10月初有本土個案，內地國慶假後又有跨省疫情，按內地的做法，一定會先冷卻和香港的商討，等兩地全面清零再算。需知內地一爆疫，官員就人頭落地，他們當然會戰戰兢兢。但時間拖得越長，就越接近冬奧，內地越緊張，對通關越不利。
結論是想在明年2月冬奧前全面通關，難度甚大，即使環境理想，兩地商談甚歡，都只望談出一些試點方案。弄不好則一切不變，等過完冬奧再通吧。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