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年的冬季奧運會聖火，開始從希臘雅典傳遞，冬奧開始進入3個多月的倒計時。今次冬奧定於明年2月4日至2月20日，在北京及張家口舉行。內地開始為籌備冬奧進入緊張的衝刺狀態。
內地遇上舉辦這些國際盛事，一定要排除所有風險，明年冬奧可以預見的風險主要有兩項： 1. 政治；2. 疫情。
1. 政治挑戰有限。10月17日在希臘雅典衛城，當地正進行傳送奧運聖火的最後綵排。前城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邵嵐，聯同另外一名藏獨份子，在現場一個棚架上試圖掛起「光時」及藏獨旗幟，被希臘警方拘捕。邵嵐正在搞一個抵制冬奧的「No Beijing 2022」運動，運動參與者真是五毒齊全，有疆獨、藏獨、蒙獨、台獨份子。現在回想，2019年政府指「光時」份子鼓吹港獨，事出有因。
目前抵制冬奧運動不成氣候，不見有主要國家團隊話因政治原因抵制北京冬奧。
2. 疫情怕有變數。內地以清零為目標，現實上大多數時候都能清零，偶有零散爆發，也會快速控制。隨著冬奧漸行漸近，內地防疫力度會進一步加強，以免在冬奧來臨時爆疫。
國慶假期後，又有一對上海旅遊夫婦成為內地確診本土病例，由於他們在國慶假期間曾到多地旅遊，如今正全面排查他們的緊密接觸者，這對夫婦的感染鏈遍及寧夏、陝西、甘肅等多地。內地再現本土感染，自然更加緊張。
有朋友經常要回內地公幹，見到特區政府開始和內地商討免隔離通關，問起是否很快可以成事。但我向內地高人討教，他叫我留意一些事：
1.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不能赴內地開會。
譚耀宗近日接獲國家防疫部門通知，不批准他出席稍後在北京舉行的人大常委會會議，原因是因為本港疫情，包括最近出現一宗源頭不明個案，認為有風險。
那宗10月8日本地個案，患者為一名48歲機場貨站男員工。雖然特區政府相信他可能被即日往返、無入境香港進行檢測的外國機組人員感染。但內地會認為「未能確定」源頭，加上這樣可以交叉感染都是防疫漏洞。香港要重新計算28日無本地個案，都要等到11月初了。
事件除了顯示內地對處理疫情非常緊張，如此高調公開譚耀宗不能赴內地開會的消息，也是一種姿態。
2. 譚耀宗對無追蹤功能「健康碼」的批評。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周日表示，研究以「健康碼」讓申請者自動申報是否到過高危地點、是否屬高危人士等。他的說法確認了港版「健康碼」沒有自動定位追蹤功能。
譚耀宗就唱反調，覺得設追蹤功能是重點，相信內地會擔心如果有人進入內地後引起傳播，以及當有疫情發生時，可以找到可能受影響的人士出來。
雖知譚耀宗和其他人大、政協不同，一則他是人大常委身份地位高，二則他比較慎言，他強調健康碼的「追蹤功能」，反映了阿爺的關注。
內地和香港免隔離通關，既屬兩地的互動，也和兩地的疫情動態相關，香港10月初有本土個案，內地國慶假後又有跨省疫情，按內地的做法，一定會先冷卻和香港的商討，等兩地全面清零再算。需知內地一爆疫，官員就人頭落地，他們當然會戰戰兢兢。但時間拖得越長，就越接近冬奧，內地越緊張，對通關越不利。
結論是想在明年2月冬奧前全面通關，難度甚大，即使環境理想，兩地商談甚歡，都只望談出一些試點方案。弄不好則一切不變，等過完冬奧再通吧。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