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正式公佈「紅黃碼」和「3+4」方案，放寛入境檢疫措施，縮短海外及台灣經機場抵港人士的酒店檢疫日數至3天，另接受4天家居醫學監察，在家居醫學監察期間受黃碼管控，期間可外出乘車、上班，以及進入商場和街市購買日用品等，但不能進入食肆等涉及除口罩、涉群組聚集的疫苗通行證處所。
香港過去處於一個豬八戒照鏡、兩邊不是人的尷尬處境。由於未能清零，無法和內地通關。但又遵行較嚴格的7日入境檢疫措施，又未能和外地通關。不止港人回港不便，還有不少在本地經商人士頂不順，外移到新加坡等無入境檢疫限制地區。
新一屆特區政府面臨的政策選擇：1. 維持現狀。2. 要清零爭取和內地通關，但不止要進行全民檢測，還要進行較長時期的禁足，因為Omicron變種病毒的傳播力實在太強，上海等地的防疫經驗都要較長時期禁足才可清零，禁足在本地的認受性低。3. 縮短來港隔離日數，以便利營商者和回港市民，這個做法代價是增加外地輸入性傳播的風險。
近日疫情也有些變化。疫情經過6月較快速的上升期，到7月有放慢的趨勢。在6月疫情大約以10至14日翻倍的速度增長，到7月7日，香港新冠確診超過3000宗，達到3028宗，若繼續以這種速度上升，到7月21日已會升破6000宗，到8月初已可能過1萬宗。尤幸其後疫情的發展有慢下來的趨勢，近日確診數字在4000多宗的水平徘徊，死亡數字雖有增加也不至於太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疫情沒有失控地上升，為政府決策締造了一點空間。
最後特區政府在兩害相衡取其輕之下，決定走縮短入境隔離的路徑。特區政府考慮Omicron的傳播周期好短，感染者大約3天就會發病，一直都想減少酒店隔離日數的要求。據說醫療專家的取態是從緊，提議5日酒店隔離，而商界想放寬，政府想中間落墨，近期考慮的方案本來是4日酒店隔離加3日家居隔離。聞說最後一刻，政府再決定將酒店隔離日子定為3日，比原本方案又減少1日。
特首李家超說，決定「3+4」方案在平衡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既希望維護民生活動和香港競爭力，盡量讓社會有最大的動能和經濟活力，既要保護生命，亦要確保有正常的民生活動。
至於3日酒店檢疫是否足夠的問題，若然香港現在是清了零，一個外地輸入個案也不能漏出來，3日酒店隔離當然不夠。但香港現在每日確診有4000宗，本地的傳播鏈可能有數以千計，即使外來輸入個案有少量走漏出來，添加的風險也的確有限。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指出，通過3日的酒店檢疫，其實已經可以找到8成的輸入個案，相信用4日的居家醫學監察，同樣可以找到這些輸入個案而阻截社區的傳播。他強調的是3日的酒店檢疫後，其實這些旅客的確診風險已經低過1%，現時在社區的感染其實是超過這個數目，換句話說，這些人帶來的風險是低過社區內的人。
「3+4」方案並不完美，既有風險，亦帶來一定的效益。但在社區有這麼多傳播鏈時，風險變得很少，效益便突顯出來。
真正問題是，放寛入境檢疫後，將來很難收緊，清零會更加困難。香港要面對短期難以和內地通關的現實。但就我所知，目前想回內地的朋友，遇上最大的問題不是回內地要隔離，而是配額太少，抽來抽去抽不到。所以特區政府向內地爭取增加入境配額，可能更加實際。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