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出現一個新冠疫情病死率的爭拗，本港第5波疫情至今有已有9個月，截至星期四，累計有9623人病死，當中約有9100人是今年首4個月疫情高峰時離世。
前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近日提出質疑，指政府計算病死率應分開計算今年初疫情高峰期的病死率和近日疫情反彈的「粗病死率」。他認為近期的「粗病死率」不足0.1%，與流感相若。不過，政府的看法並非如此，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反駁說，這種計算「嚴重選擇性偏誤」，令市民輕視疫情。他強調應該以整個第5波計算的病死率0.6%比較恰當。
這個病死率的爭議，表面看是截取數據的時段不同，政府以整個第5波9個月疫情作為基數去計算，而梁栢賢等只以5月15日至9月這段時間的疫情作為基數去計算，就得出不同的病死率。
兩種不同計法，有不同的理據和思維。第一，梁栢賢只截取近期數據的做法，從分析事物的角度，有捕捉到近期變化的好處，但也有輕視疫情的壞處。他希望藉著指出疫情不嚴重而叫政府進一步放寬抗疫政策，例如外地回港的檢疫隔離日數。但「新冠如流感」之說有一個副作用，令人覺得不用接種疫苗也無問題。
第二是，政府以整個疫情作為病死率的計算，是一個審慎的做法。由於疫情是延續的，期間沒有清零，只是Omicron變種病毒變成了主流而已。所以，以整個長達9個月的第5波疫情作為基數來計算病死率，合符科學，也比較審慎。當然，這種計法的壞處就是突顯了疫情的嚴重性，而好處亦復如此，這樣可以鼓勵更多人去打針，加快建起免疫屏障。
那麼，為什麼5月以後的病死率會偏低呢？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因素：
第一是疫苗接種率已提高了，特別是80歲以上的極易感人群的接種率；第二是今年3月開始了給處方口服藥予長者等高危患者，令死亡率下降；第三，最弱的一批在年頭那一波已過身了。第四，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第五波初期，即今年年頭的疫情爆發，可能已有200、300萬人受到感染，他們再受感染的機會率只有1%，令這一波疫情後段可感染人群的基數接近減半。
然而，無論是以整個第五波計算的0.6%病死率，還是只是用所謂的0.1%「粗病死率」，都沒有提及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感染人群的基數。
過去，香港每年流感病死的人數大約有100人至300人左右，有300人以上病死的年份，流感已相當嚴重。但是，由5月中至今，已有超過500多人病死，而這一波疫情還未結束。以近期平均一天有10人病死計算，到這一波疫情結束，死亡人數可能達到700至800人，就等於香港每年流感平均死亡人數的5倍！
即使以梁栢賢所謂的「粗病死率」0.1%計算，為何新冠的病死率和流感相同，但死亡人數卻多這麼多呢？
主要是感染基數不同。由於流感是長期流行的病毒，一生人感染流感的次數可能過百甚至上千，身體已有充足的抗體保護，流感即使殺到，感染流感的人數也會比較少。假設有15萬人感染，0.1%的病死率，就等於150人死亡。
問題是，新冠病毒是新型病毒，感染和重複感染的人相對於流感少很多，新冠免疫屏障仍然比較低，疫情一旦爆發，感染人數會多很多，由於基數大，就算病死率相同，死亡的人數也多很多。
這裡有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完全沒有接種疫苗亦未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群，特別長者，遇上疫情的時候，真的會如蒼蠅一樣死去。80歲以上的人，沒接種疫苗的，病死率達到13%。現時，80歲或以上，一針也未接種的共有11.6萬人（29.2%），70至79歲、沒接種疫苗的有9.9萬人（16.7%），而60至69歲有11.5萬人（10.3%）。這些沒接種疫苗的長者，一旦受到感染，死亡的機會很大。
假設那11.6萬、一針也未接種的80歲以上的老人家，全數感染，13%的病死率，等於會有超過1.5萬人死亡。
所以，要認清「新冠不等如流感」的事實，未接種者趕緊去打針。越多長者打針，香港越具備開放的條件。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