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擊落「中國氣球」取得預期的國內政治宣傳效果後，樂此不疲，2月10日美國又出動戰機擊落一個漂浮在阿拉斯加上空的「不明物體」。2月11日美國空軍再出動，在加拿大上空擊落了一個「不明飛行物」。
由於搞得太濫，這些飛行物是什麼東西自然沒有說清，雖然白宮想暗示「這來自中國」，但連被指令出手的美國軍方，也不吃這一套，不想加入炒作。
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格倫·范赫克2月12日談到這些飛行物時表示，他不排除這些物體來源的任何可能性。當被問及美國軍方是否排除被擊落的物體「來自外星文明」的可能性時，范赫克表示，「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我會讓情報界和反情報界去搞清楚。」
范赫克還強調，這些被擊落的物體與美軍上周擊落的中國氣球存在不同，並敦促「不要將其歸屬於任何特定國家」。
美國媒體到處挖料，講出眾多猜測，話美國擊落的飛行物，可能是美國海洋大氣管理局丟失的氣象氣球，另外又有人認為是區內油田公司在作業中使用無人機和氣球。美國擊毁飛行物收回碎片，若發現是本國的，當然不會公報，若是來自中國，就會大做文章。這是一個無本的政治遊戲。
不過，美國軍方「不排除飛行物是UFO」的說法，就頗有和白宮唱反調的味道。一個美國防空司令刻意這樣講，其實是不想媒體憑空想像這些飛行物源自中國。
美國軍方的態度比較務實，不想如政客那樣無端挑釁中國，因為不想中美雙方因誤會而擦槍走火。
不止美國軍方，美國商界也很務實。
正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因為要價太高和中國談不攏，被逼推遲訪華的同時，美國巨企高層，就紛紛訪華。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蘋果公司CEO庫克、輝瑞公司CEO艾伯樂計畫在下個月訪華。而德國大眾汽車和平治汽車的老闆去得更快，已經訪問中國了。
這將是許多美歐高管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首次訪問中國。而且預計未來幾個月，將有數十名外國知名企業的高管，參加在中國舉行的各種商業會議。
《華爾街日報》認為，高管訪問突顯出，儘管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西方公司仍在尋找中國重新開放帶來的商機。報道最後總結稱，儘管中美雙邊關係緊張，但中美兩國的貿易總量一直在增長。政策和商業專家表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往往經得起政治上的起伏。
把追擊飛行物和CEO訪華兩件事放在一起看，會看到政客很瘋狂，商人很理性。政客靠煽情獲得支持就有業績，而商人要真金白銀做到生意才有業績，兩者取態，南轅北轍。
其實日本的情況也一樣，國泰及HK Express宣布再取消2至3月往來日本部分航班。背後原因十分清楚，是日本政府玩嘢針對中國。連日本航空公司也叫苦連天，有大型日本航空公司每週只獲批飛一班由東京至北京的航班，他們對日本政府也極有怨言。
細看政治，你會看到無盡的空轉。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