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宗法庭判決，一宗在香港，另一宗在美國，值得細思。
一、「香港記者查冊案」被判無罪。港台《鏗鏘集》時任編輯蔡玉玲在2020年以「車牌查冊」方式，追查車主，報道「元朗721事件」，被裁定兩項「為取得獨立交通條件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罪成，罰款6000元。蔡玉玲不服判決，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6月5日頒下判決，裁定蔡玉玲上訴得直，撤銷定罪。終院的裁決主要確認傳媒查冊，包含在查冊申報的「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所以裁定蔡玉玲並沒有作虛假陳述。
終院的裁決，未必盡如政府之意。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下，只有兩種可能：一、政府執行法庭的裁決，由於是終審法院的裁定，已無再上訴的機制；二、政府修改法例，明確指出傳媒查冊可合理用作新聞報道而非其他用途。政府亦可透過行政方式修改各種查冊的程序及指引，明確查冊資料的用途。
二、美國「闖國會案」罪成，判囚18年。另一宗案件發生在美國。美國極右組織「守誓者」創辦人羅茲（Stewart Rhodes）因為參與2021年1月6日闖入國會山莊事件，被控共謀煽動叛亂及其他罪名成立，在5月25日被美國區域法院判處入獄18年。
羅茲是前陸軍傘兵，後來在耶魯大學畢業，成為律師。2021年1月6日，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闖入美國國會山莊，企圖阻止國會確認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贏得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演變成暴力衝突事件，有超過1000名涉案者被起訴，至今羅茲被判處的刑期最長。在此之前的最長刑期是賓夕凡尼亞州男子因襲擊警員而被判入獄14年。
聯邦檢察官拉科奇指出羅茲領導一個陰謀，使用武力及暴力，恐嚇和脅逼美國政府成員，在選舉之後停止合法的權力轉移，這是恐怖主義。檢察官則要求判處羅茲入獄25年。在法庭宣判之前，羅茲仍然態度挑釁，他站在法官梅塔(Amit Mehta)面前，宣稱自己「是政治犯，就像特朗普一樣，反對正在摧毀國家的人。」
不過，美國區域法官梅塔並不同意羅茲的講法，梅塔在裁決時說：「羅茲先生，幾十年來，很明顯的，你一直希望國家的民主變成暴力，你不是政治犯。」梅塔認為羅茲對國家構成持續的威脅。
在美國闖入國會被判刑18年。香港2019年爆發了這麼嚴重而持續的暴亂事件，期間既有闖入立法會，亦有嚴重的街頭暴力，甚至有人掟汽油彈及放火燒人。但至今仍未有一個因為那場暴亂的定罪者被判監18年，甚至判監14年也沒有，可見美國判刑之重。
早前美國國會轄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要求制裁香港多名國安法法官。這個委員會意圖脅逼香港的國安法法官不要重判黎智英。如果按照美國政客的邏輯，香港有法治，美國反而沒有，美國只有政治性重判，所以中國應該制裁美國的梅塔法官。
在這個混亂的世代，我們每天都在欣賞美國的雙重標準表演。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