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憲制事務司施祖祥離世。施祖祥於1991年至1994年曾任憲制事務司時，直接參與當時的中英聯絡聯合小組的事務，特別是有關香港的憲制發展安排。
我當年專責採訪相關新聞，因而與施祖祥十分相熟。期間有兩個和他討論的場景，記憶猶新。
一個是在一家水盡鵝飛的倫敦高檔餐廳。
當年，中英聯絡小組經常在倫敦或北京開會，我去倫敦採訪也去了十多次。在外地開會，官員通常都會有較多的閒暇，我就經常約施祖祥吃飯收風。有次我們相約了在倫敦一家非常高檔的餐廳吃飯，坐下才驚覺整個餐廳只有我們一枱客人。我不禁慨歎，這間餐廳只有這樣少的生意，還能堅持下來，真是一個經濟奇蹟。施祖祥當時就有感而發話，作為政府，一家要搞好經濟。
70年代，英國工黨上台，大搞國有化政策，觸發了大量的罷工，罷工新聞無日無之，英國經濟陷入低谷。直至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重推自由市場政策，將大量產業私有化，英國經濟開始漸有起色，但增長仍然緩慢。我和施祖祥吃飯的時是1991年，戴卓爾夫人剛下台，還記得後來香港人均產值在1993年竟然起過英國，這一年英國人均產值回落至18389美元，而香港的人均產值已躍升至20396美元，超過了英國這個香港的殖民主。
我當時跟施祖祥說：「你是憲制事務司，主力設計香港政制，將會大搞選舉，但你認為為政者先要搞好經濟，似乎有點矛盾。」施祖祥對我的講法無直接回應，只是支吾以對。而我當時的領悟是香港在70至80年代聚焦發展經濟，經濟蒸蒸日上，而英國兩黨集中搞政治，內鬥連年虛耗光陰。
第二個場景是吃早餐時關於新加坡模式的爭拗。1996年，施祖祥離開了政府。我仍和他還有聯絡，他每天早上都去跑馬地山光道馬會會所游泳，我常常約他在馬會六化郎餐廳吃早餐，其中一次討論印象甚深。當時談到新加坡和香港發展模式的差異。
施祖祥是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堅定信徒，對新加坡就政府主導發展政策不以為然。施祖祥認為由政府主導，很多時候官員決策會有失誤，例如新加坡聚焦發展電子產業，但這個行業大幅波動，新加坡的發展也不太成功，又例如新加坡在中國投資興建蘇州工業園，雖然投入了很多資源，但卻未見很大成效。他認為香港由私人企業自主投資的經濟體系，發展較佳。
我的看法和他的不同。以內地經濟為例，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在政府主導下，大力改革經濟，近20年卓有成效，經濟開始走上高速增長的道路。所以，不能過份推崇香港這個最經典的自由市場的不干預政策。
我和施祖祥的看法相異，但也只是各抒己見，爭論並不激烈，只為刺激思考。
香港和新加坡這個「雙城故事」，以人均產值計，2003年是分水嶺。2003年香港的人均產值為23977美元，而新加坡於人均產值為23730美元，香港仍略高於新加坡，但之後新加坡的人均產值開始超越香港，到2010年之後，差距更越拉越大。施祖祥當年批評新加坡由政府主導產業的政策，後來開花結果，相反香港在積極不干預政策，逐漸變成為地產主導，特別是創新產業發展興趣缺缺，窒礙了長線發展。
再加上香港回歸後，在政治上花的精力越來越多，2003年的確是一個分水嶺，當年出現反對23條立法的大遊行，自此香港進一步變成一個政治掛帥的社會。新加坡的人均產值超過香港這件大事，香港媒體甚至連提都不提，可見香港人的興趣，已不在經濟發展之上。
回憶起和施祖祥的這兩個場景的討論，容或有不同的意見，但共識是一個地方若只搞政治不斷內耗，就很難有好結果了。
盧永雄
近日中港股市在中央出招後大幅上升，交投氣氛熾熱。就在9月24日中國政府連放經濟金融大招之後一兩日，我在一個公開場合遇到一位財經老總，大家議論阿爺出招「得唔得」。財經老總話，「最緊要這些招數是否真的能令外資有信心。」我對此不敢苟同，就回應說:「只要個巿升，外資就有信心。」
資金從來跟紅頂白，巿好的時候就買，巿差的時候就沽，大行的分析報告以至財經分析員亦皆如此。所以說要爭取外資信心，沒有抓到重點，只要大巿繼續升，他們的信心自然會返回來。其後幾日市場的發展果真如此，港股從8月的低位17000點樓下，急速飆升至22000點樓上，港股出現破紀錄的單日5000億成交，之前一直睇淡港股的外資突然轉軚，個個都走來唱好。
美國彭博社表示，中國用了短短8日的時間，就重奪過去10個月失去的新興市場主導地位，8日之內，中港股市市值就飆升了3.2萬億美元（約25萬億港元），令到中國在新興市場股指中的權重大幅上升。
有人話股巿向好散戶入市，其實散戶入巿又怎能做出單日5000億的成交紀錄呢？這種高成交當然是外來資金流入所致，特別是沽空了港股的外資，亦都要急急斬倉回補。彭博社引述一份巿場分析公司S3 Partners的一份報告指出，在中國股市受政策推動而大幅上漲，做空美國上市中國概念股的交易者，在此波行情中損失約69億美元。
對這一次內地和香港股市反撲，我有幾點分析:
第一，不要按人家牌面邏輯行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過去大力唱淡中港經濟，唱衰香港股市。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內，已講明要搞死香港股巿。拜登政府亦都繼續發表一些唱衰香港的言論，例如早前又再發布所謂更新版的「香港商業警告」，大肆抺黑《香港國安法》，唱衰香港的營商環境，這就造出所謂「外資對香港沒有信心」的印象。問題是外資即使對香港信心無損，但亦不敢公開說，例如美國商會曾經對香港作一些正面評價，他們負責人回到美國後就立即被召到國會解畫。
所以如果跟從美國的邏輯思維，就會提出要討好外資的意見，例如前運輸局局長張炳良就表示，外國商界憂慮香港一國兩制不再，香港要重建國際形象，就要策略性地尋找「關鍵點」，扭轉對方的偏見，例如特區政府應鼓勵某些團體舉行集會，以證明香港的集會自由不變。其實這些嘗試討好美國的行為，並無作用，因為美國的真正動機是要借香港打壓中國，遏制中國崛興。香港搞多兩個建制派集會，不見得美國政府會改變對香港的態度，所以根本不需要按人家牌面邏輯來行事，關鍵反而是要做好自己。只要國家的救巿措施發揮實效，只要國家持續出招，經濟環境不斷改善，股市持續向好，跟紅頂白的外資自然就會有信心。
第二，日股真的比港股好？美國唱衰香港，但是很多基金都要做全球資產配置，以分散風險，部份資金要投資亞太地區。這樣美國就唱好日本、印度等地股巿，叫基金沽港股沽中個概念股，最好轉買日本股。以股巿點數計，過去港股長期領先日股，在2020年3月的時候，即特朗普政府後段，日經指數只有16500點，港股恆指有23000點。但到2021年年頭，拜登政府上任後，日股和港股走勢開始交差逆轉，日股越升越有，港股越跌越低，即使近日日股回軟，港股上升，日股仍然有近38000點，港股亦只有22000點，日股大幅反超港股。
日股近年走勢如此強勁，日本上市公司賺錢多過中港公司很多嗎? 如果你細心看看日本和香港股巿的基本面，就知道這個講法有多荒謬。日股以現價計，以今年指數成份股估計盈利計的動態市盈率為22.2倍，而港股今年動態巿盈率為9.8倍，即是日股比港股貴127%。計股價相當盈利的倍數，是最公允的橙與橙比較方式，日股非常貴。
股價貴、高盈率高，通常是增長高。那麼日本真有高增長嗎? 有人說日本經濟很好，所以股巿值得投資，真的嗎? 日本今年上半年GDP同比下跌0.9%，即時下半年有改善，估計今年GDP增長率只有0.2%。港股以內地公司佔大多數，中國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今年全年估計也能做到這個增長率。日本通脹率3%，大幅侵蝕了增長，而且已經開始加息；中國通脹率指有0.6%，而且開始放水。到底睇好日本而睇淡中國的理據在哪裏呢？日股這麼貴，港股這麼便宜，為何美國叫人沽港股買日股呢？
第三，沽到凸要補倉。其實港股這波升勢這麼急，但回吐這麼少，不是一個正常股市反彈的走勢，這就讓我想起1998年的股巿。當時在亞洲金融風暴，美資對沖基金大幅做空港股，恒指跌至5800點，其後港府入市，開始時沒有人相信，覺得政府無法托起個巿，最終對沖基金鍛羽而歸，港股重新反彈至之前高位的17000點。下跌不正常，反彈亦不正常。正常不應該跌這麼多，反彈亦不應該彈那麼多，只因為外資沽貨實在沽得太乾，所以其後的反彈才會如此暴烈。
其實今次港股的反彈，亦有七成1998年市況的味道，之前外資聽美國政府話沽得太狠，甚至跟手做空，現在回頭一看，手持了日本的貴貨，放棄了在香港上巿的中國平貨，惟有急急換馬。
結論是，在中美地緣政治的劇鬥之下，香港成為攻擊中國的一個軟肋。但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唱得太衰，沽得太低，總有翻轉過來的一日。未來內地和港股市不會一帆風順，仍然風高浪急，但無論如何，只要基本因素持續改善，股巿固有的投資價值，可以逐步反映出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