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國安處周四採取連串行動，針對流亡海外的黑暴分子。
第一，通緝「升旗易得道」兩個主事人。警方國安處懸紅通緝海外5人，當中包括「升旗易得道」兩名主事人霍嘉誌和蔡明達，警方指蔡明達創立多個YouTube頻道，包括「升旗易日報」，不時發布影片。霍嘉誌呼籲巿民加入組織軍隊鼓吹港獨，蔡明達就提倡到外國接受軍事訓練，推翻香港現有狀況。
霍嘉誌和蔡明達已流亡英國，取得政治庇護，警方國安處今次是首次針對流亡海外的網媒負責人。不過「升旗易得道」涉及的問題亦不只是媒體本身，去年7月，在荃灣中槍的中學生曾志健棄保逃潛兩年後，與另外3名逃犯一同落網，警方國安處當時懷疑網台「升旗易得道」協助他們在港匿藏，並聲稱多次試圖安排這些人潛逃離港但失敗，借機眾籌自肥。一年多後警方終於採取行動，通緝「升旗易得道」2名主事人。
第二，拘捕捐款者。警方國安處另一個行動，外界未有充分注意，就是拘捕4名在網上平台訂閱警方今年7月懸紅通緝的許智峰和羅冠聰的巿民，被捕是兩男兩女，包括報稱電梯技工、補習老師、退休人士等，他們涉嫌在網上透過懷疑是Patreon的網上訂閱平台，以金錢資助羅冠聰和許智峰，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1條。該條文指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即屬犯罪。 情節嚴重的，可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方這一著十分高明，是直接切斷這些通緝人士的水源，因為這些人除了可透過網上社交媒體發放影片分享廣告收益外，更加多的是透過Patreon等訂閱平台收取支持者的贊助費，雖然不清楚他們收取的金額有多少，但以許智峰為例，他的Patreon帳戶訂閱月費介乎55至870港元，有179個付費會員，即使以較低的估計，每個訂閱會員平均每月支付200元，他每月都能收到36000元。而警方今次拘捕的巿民都是贊助大戶，贊助金額由1萬至12萬元不等，可見這些海外被通緝人士透過Patreon等收入是何等豐厚。
如今警方拘捕4名涉嫌資助者之後，巿民才發現原來透過Patreon資助這些逃亡人士都是犯法。其實不單是捐錢，即使轉發他們的影片亦要小心，因為明知他們是被通緝人士，這樣可能會犯上協助或教唆逃亡人士觸犯國安法的罪名。
第三，誰說通緝沒有用？今年7月警方通緝10名流亡人士，當時很多人認為警方通緝沒有用，他們都不會回港，通緝他們只能加大了他們的知名度，但如今看來警方的行動是有連串部署。被通緝人士當然要小心，坐飛機也不要飛經像俄羅斯這些和中國關係友好的國家，否則就會出現電影《白夜逃亡》的情節，因為飛機故障逼降，而被拘捕轉解返中國大陸。不過，現在顯見的另一個效果是，將逃亡人士放上通緝名單，等如明示這些人是涉嫌違反國安法者，其他人不得捐贈或以任何形式傳播他們的反政府信息，否則亦會墮入法網。
總的而言，警方接連出招通緝、收網、斷水源，可打擊流亡者在海外借持續反對政府而獲得豐厚收益。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