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一個孩子天天鬧媽媽，媽媽叫他不要鬧，他就改為單單打打、出言譏諷，媽媽還是寵愛孩子的，結果仍然每月定時繼續轉錢給他。
到某年某月某日，媽媽終於頂不順，不再向孩子轉錢。孩子甚為憤怒，控訴媽媽的行為影響了他的言論自由，質問為什麼不能罵人，為什麼不能諷刺媽媽。
旁觀者忍不住插口，你媽媽又沒有報警拉你，只不過是不再給你錢，你仍然有罵媽媽的自由。只不過你再罵她，就不要期望她再資助你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這就是香港戲劇協會的故事。香港戲劇協會舉辦香港舞台劇頒獎典禮，在政治紛亂的時期，戲劇協會在頒獎禮加插政治元素，邀請政治漫畫家尊子和前港台記者蔡玉玲任頒獎嘉賓，兩位主持以「紅橋」、「紅線」為話題，諷刺政府。藝發局以頒獎禮內容對局方聲譽造成損害，並收到投訴為由，決定不再資助頒獎禮。香港戲劇協會甚為不滿，公開投訴。這裏涉及幾個問題：
第一，泛政治化。一個舞台劇頒獎典禮，為何要請與舞台劇無關但有政治色彩的人物作頒獎嘉賓呢？其動機可能是一，抽水搶眼球，增加頒獎禮的注意度；二，真正認可頒獎人的反政府政治立場。若是前者可謂十分無聊，若是後者其實才是問題所在，這就是典型的泛政治化了。
第二，不牽涉言論自由。香港戲劇協會自己改變做法，在舞台劇頒獎典禮加插政治內容，但期望繼續獲得藝發局資助。藝發局不資助就公然發炮，顯得相當理直氣壯。
不過正如上述的例子，孩子仍有罵媽媽的言論自由，但就不要期望媽媽每月繼續轉錢給他了。既然這麼不喜歡這個媽媽，為什麼還要伸手向她要錢，是覺得媽媽是被虐狂？ 還是覺得她寵愛你，你就可以欺凌她呢？
第三，要分清「禁止」和「不支持」。反政府的言論和行為，其實是在一個連續線上，一開始時發表言論諷刺反對，到採取合法的抗議行動，到採取非法的抗議行動，再到暴力的示威行動。說出來，是不同的行為，做起來，可能是一念之差。
從政府的角度，會分清什麼是合法，什麼是非法，非法的行為就要禁止，但不禁止，不等如要支持。從受政府資助團體的角度，若進行反政府活動，就不要期望政府撥款支持你了。
這不單是藝發局的問題，而是所有政府部門使用公帑時，都要考慮的問題。撥付公帑支持舉辦反對政府活動的團體，如果活動一步步激化，最後引起社會動亂，整個社會都會受害。所以政府不能樹立「反政府仍能獲支持」的原則。
第四，激進才有市場的時代過去了。其實在動亂的年代，邏輯正好相反，做什麼事情都有自由，有些團體的行為愈激，愈能夠獲得資助。因為部分公務員有怕事心態，怕做事出錯，知道政治化的團體十分兇狠，動輒就發炮攻擊，很快亦會獲得《蘋果日報》這類媒體的支持，轉眼就會喊出官員下台的口號，所以還是少惹他們為妙。說得難聽一點，資助他們就像交一點保護費吧。不過用俗話說：「現在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慈母多敗兒，被寵壞的孩子，最後受害的是自己。做什麼事情都政治化，做什麼事都想著去反政府，會有什麼好下場呢？
盧永雄
(文章作者為藝發局成員，但本文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