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國思維，有時十分嚇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早前發表的「餐桌論」，就是一例。
2月17日，在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開了一場小組討論會， 參加這場討論的除了布林肯之外， 還有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和印度外長蘇傑生。 主持人在現場提問布林肯，「美中緊張局勢正在導致更大的分裂， 並且美中兩國在爭奪盟友：誰是我們的盟友呢？我們在聯合國內部、 各個聯合國機構中，乃至全球範圍內都在注意這一點。 在你周遊世界的過程中， 你在多大程度上覺得自己在基本問題上受到了挑戰呢？」
布林肯先是回答，本屆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對其盟友、 夥伴關係和多邊體系進行了投資和再投資，他繼續說，「我們認為， 我們的比較優勢在於擁有強大的自願聯盟和自願夥伴關係網絡。 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會出現在菜單上。因此， 重新進行多邊接觸對我們(拜登政府)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已經這樣做了。」
布林肯這個「餐桌論」一出，立即引來全球南方國家震驚。 大家不是感受到被美國邀請坐上餐桌一起點菜的愉悅， 而是感受到不跟美國號令行事會被她放上菜單的恐懼。
有人話這種「餐桌論」只是一種傳統有關談判的比喻， 無須過分解讀。但更多人會覺得深受冒犯，感到被美國霸凌。
國際社會十分現實，但真是事事都要去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嗎?
美國的確是這樣。 中美兩國元首去年11月三藩市峰會說好了要加強合作， 但在經貿和科技問題上，美國官員的確是怪話連篇。
如果說美國卡壓高算力芯片輸往中國關乎人工智能發展， 還能沾上一點美國國家安全的邊， 美國近日又在部署限制中國電動車入口， 就完完全全的是貿易保護主義了。 但美國官員還可以出來面不紅氣不喘地說也是關乎國家安全。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近日受訪時說，「你們知道嗎？今天的電動車， 它已經不是一個汽車了，它實際上就是裝了四個輪子的手機， 它是非常先進的電子產品，它可以收集大量的資料….. 你們能想像嗎？ 有一天美國的大馬路上跑著300萬輛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然後突然之間，中國政府一聲令下， 就可以把這300萬輛車同時讓它拋錨，讓它開不了。」 雷蒙多借此合理化對中國電動車入口管制。
按雷蒙多的邏輯，中國人用美國蘋果手機，用特斯拉汽車， 是不是也有很高風險呢?
外交部長王毅3月7日在全國人大期間的記會上回應了「餐桌論」， 直指「不能再允許少數大國壟斷國際事務， 不能再允許以所謂實力地位把國家分成三六九等， 不能再允許誰的拳頭大誰就說了算， 更不能允許有的國家必須在餐桌上、有的國家只能在菜單裡。 要確保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能在多極化進程中平等參與， 享受權利，發揮作用。」
王毅直指去年11月兩國元首會晤後， 美方的對華錯誤認知仍在延續，美方所做的承諾並沒有真正兌現， 打壓中國的手段不斷花樣翻新，當地制裁清單在不斷延長， 欲加之罪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王毅接著提出4問，「 美國如果總是說一套做一套，大國的信譽何在？ 如果一聽到中國這兩個字就緊張焦慮，大國的自信何在？ 美國如果只要自己保持繁榮，不允許別國正當發展，國際公平何在？ 美國如果執意壟斷價值鏈的高端，只讓中國停留在低端， 公平競爭何在？」
王毅已說出問題的癥結。香港人也不要對港美關係存在幻想了， 幻想太多，說不好被人放上菜單而不自知呢。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