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出第9批銀色債券，規模500億元，收益和通脹掛鉤，保證息率不低於4厘。若反應良好，規模可以擴展至550億。債券年期3年，個人認購上限是100萬，供60歲以上長者認購。
有人問銀債買唔買得過，我認為主要考慮兩個因素。
第一，過去是否長期做銀行定期存款，如果有做的話，可以認購銀色債券替代。
第二，要估計美國未來利息走向，如果認為利息向下，銀債的保證4厘息，為收益包了底，而且買政府債券不同買股票，如果一直持有到期末，基本上不用承受本金下跌的風險。
美國聯儲局將會在本月議息，市場預計很大機會開始減息，問題是減息0.25厘還是0.5厘，香港亦會跟隨進入減息周期，銀行現在已率先將存款利率下調，由以往大額存款可以做到4厘多，調低至4厘以下。
聞說政府設計這批銀債收益上限的時候，近期曾經研究市場的定存利息，發現最高的是3.8厘，所以將銀債的保證收益定在4厘，明顯較定存吸引。要注意的是，如果未來3年美國一直減息，存款利率將會進一步下降，而銀債保證有4厘的收益，相信將會和存款利息的差距逐步拉大。
表面看政府這樣是做蝕本生意，派錢給長者。計一計數，假設政府為增加銀債吸引力，較正常債息多派0.5厘，500億元的債券一年就多給了2.5億元。不過，細心研究政府的策略，其實是除笨有精。
雖然香港的經濟保持3.3%的增長，但是零售經濟不景，投資市場呆滯，這同時亦會影響政府的收入。面對這種環境，政府有兩種策略，一是落雨收遮，二是落雨開遮。
所謂「落雨收遮」是順應經濟的下行周期，政府亦都節約開支，好處是維持健康的財政，壞處是這種順周期的開支策略會加速經濟衰退，市民感受亦不良。2003年沙士期間爆發大遊行，很大程度是政府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還大力收緊開支、減公務員人工所致。
至於第二個策略「落雨開遮」，就是政府做一些逆周期措施，在環境不好的時候盡量保持開支，這樣可支撐經濟，減慢衰退。
看看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去年度的財赤有1016億元，本年度的預算赤字是481億元。但由於賣地情況不理想，各種稅項收入亦都可能比預期低，是否可以控制在這個赤字水平令人存疑。
政府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提出多種控制赤字的措施，包括會在未來兩個財政年度節省經常開支1%。預計未來5個財政年度經常開支，將由過往5年平均每年增長7%，減慢至平均每年增長約2.2%。由於未來3年基建開支將會進入高峰期，政府預測將基建開支控制在每年約900億元，雖然較過去5年平均每年760億元為高，但就不希望基建開支太高，令財政難以承受。
不過，面對新的市場環境，政府亦變招應對。由於政府用的會計方式是現金帳，和私人公司的會計方式不同。私人公司借貸不會記作收入，但政府的現金帳會計方式，發債的收入都是一種收入，可以減少赤字。
今次政府發500億銀債安排的最大不同是，過去發銀債的所得收入，會放在外匯基金管理的債券基金，由金管局作為投資。但這一次就聲言會將發債所得收入，投入長遠基建工程，顯然是想將發債收入來支撐工程開支，繼續投資未來。這樣可以減緩因為財赤而要進一步收縮基本工程開支的壓力，落雨時盡量撐開把遮。
香港政府的借貸水平仍然很低，遠低於新加坡，所以有很大的發債借貸來支持投資的空間。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