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安徽省合肥濱湖科學城調研，他強調「人生能有幾回搏」，「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科技要打頭陣….高新技術是討不來，要加快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
習主席這一句「人生能有幾回搏」，對年青人有重大的鼓舞作用，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句話其實出自一位香港人之口，他就是新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
容國團1937年在香港出生，爸爸容勉之是一名海員，因為希望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和團結的民族，所以起了獨生子的名字做「國團」。容國團幼年回到鄉下珠海一所華僑學校讀書，1948年11歲的時候回港，到慈幼學校就讀。因為爸爸容勉之是工聯會屬下海員工會會員，所以容國團很小的時候，就經常到工聯會的康樂中心打乒乓球。
容國團很快就展示出極高的打球天賦，進步神速，打起乒乓球來有一股靈氣，轉眼就成為香港頂尖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的特點是技術全面，能守能攻，特別以快攻著稱。他先在1957年2月、以20歲之齡贏得香港冠軍。當年9月，他以港澳乒乓球隊員身份到北京、上海、杭州訪問，對祖國充滿嚮往，兩個月後，就毅然走過羅湖橋，回到中國大陸發展。
1958年，容國團在廣東省體育工作者誓師大會上豪言，「要在三年內取得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當時中國乒乓球員在世界上寂寂無名，要獲得世界冠軍，在當時根本難以想像。一年之後，1959年第25屆世乒賽在聯邦德國多蒙特舉行，容國團一路過關斬將，打到男單決賽，迎戰9次奪到世界冠軍的匈牙利老將西多。容國團在先輸1局的情況之下，最後連贏3局奪得冠軍，成為新中國體育史上第一個世界冠軍。當時不單乒乓球，中國運動員在其他的體育項目都沒有拿過世界冠軍。受到容國團奪冠的鼓勵，乒乓球熱席捲中華大地。
兩年之後，1961年，第26屆世乒賽在北京舉行，中國隊與之前5連冠的日本隊，在男子團體決賽中激烈交鋒，被重點對付的容國團先遭遇2場失利，到第8場容國團再上陣，隊友問他，「這一場你準備怎樣打?」容國團怒吼道:「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最終容國團在這場比賽中以2比1擊敗日本的星野展彌，幫助中國以5比3擊敗日本隊，讓中國第一次奪得乒乓球男子團體賽世界冠軍。
容國團不單為中國體育界帶來了榮譽，更帶來了希望。也不單是乒乓球，其他中國運動員在容國團的「人生能有幾回搏」的豪言感召下，努力奮鬥，為祖國爭取一項又一項的體育殊榮。即使到了今天，中國乒乓球名將、大滿貫得主馬龍亦回憶說，「小時候曾聽教練對我們說容國團奪得新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的故事，聽得我們心潮澎湃，雖然當時對『人生能有幾回搏』這句話的意義還是懵懵懂懂，但我記住了在賽場上要不畏強手，頑強拼搏，為國爭光。」
容國團奪得世界冠軍。
容國團這位來自香港的世界冠軍，不單開展了中國乒乓球的輝煌歷史，亦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運動員。
回想香港，近年在有意識的政治引導下，流行「廢青文化」，借此抵制權威，以擺爛做對抗。很多人在網上宣傳「我要做廢青」這個口號。不想讀書，不想上班，只想旅行，變成很多年青人的人生理想。要做廢青相當容易，這是一個求仁得仁的結局，但要到20、30年後，特別是遇上自己的朋輩一個又一個成功了之後，才知道當一個老廢青的慘痛。無論一個人、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想要成功，哪能不拼搏呢？
今次特首的施政報告裏，亦都有大量的篇幅提到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創科局局長孫東表示，習主席在安徽考察的時候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科創是必由之路，同樣香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經濟轉型，創科亦都是時代與歷史的必然選擇。
孫東提到，施政報告提出設立100億元的創科產業引導資金，政府透過成立母基金，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性新興產業，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半導體與智能設備、先進材料和新能源等，要系統地建設一個香港的創科產業生態圏。希望透過政府這100億的母基金，撬動市場的千億資金投資香港的創科產業。
不少的香港傳統精英，由於不熟悉創科行業，認為香港搞創科很難成功。但我的看法剛剛相反，香港搞創科雖然起步略遲，但在特區政府和中央大力推動之下，成功指日可待。年青人此時不搏，更待何時。
盧永雄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本周一（10月14日）宣布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3名美英學者獲獎。他們是3位任職美國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分別是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士.羅賓遜（James A.Robinson），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如何影響經濟的研究。
在獲獎3人當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出版的名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就嘗試系統地回答「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個世紀命題。
3人獲獎讓美國的反華政客和中國的反政府「公知」興奮了一陣，因為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中，曾經預言在專制體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將走向沒落。如今兩人獲得諾貝爾獎，重燃這些人對中國崩潰的執念。毫無疑問，我們可以重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著作，檢視一下這兩位大教授的理論框架及分析高見。
賈德.戴蒙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但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這的確是一個世紀命題。富國似乎集中在溫帶，窮國就集中在熱帶或是撒哈拉非洲，到底繁榮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是如賈德.戴蒙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言，是由風土和物種的地理因素影響？還是如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明》中，講述宗教、文化對發展的助力？抑或是窮國官員的水平比較低下，甚至是人種低下，想不出好的政策？
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明》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提出另一個解釋，認為決定國家的成敗不是地理、文化或是領導人的水平，而是制度。他們的主要理論認為，繁榮和富裕的關鍵在於社會採取何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和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保護個人權益，並在政治上廣泛分享權力，鼓勵多元思想，這就是一種「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國家就會走向繁榮。反之，政治經濟利益只是由少數精英把持，這些特權階級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會阻礙競爭，這種是「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這種制度就會走向衰敗。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兩位作者以此歸結出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有良好的制度，促進了公平的法律，社會治安有序，亦有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所以能夠持續繁榮。相反地，如果權力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缺乏制衡和監督，這些社會就會難以發展。兩名作者當時亦毫不諱言地對中國作出分析，認為中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向包容性經濟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可以持續。
平情而論，兩名作者提出的分析框架有參考價值，就是「廣納型制度」自然會吸納人才和資金，有利經濟持續發展，邁向繁榮富裕。「榨取型制度」則造就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不利吸納人才和資金，就無法發展起來。問題是，但真正的問題不是理論框架，而是如何以理論框架來分析現實。到底現實的中國是不是一個「榨取型制度」呢？現實的美國又是不是一個「廣納型體制」呢？
兩位作者的背後假設是，如果不採取西方式民主制，特權精英就會利用制度榨取公共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但看看中國的發展，事實並非如此，特別是過去十多年，中國致力滅貧和打貪，解決了最後9000萬人口的貧困問題，徹底滅貧。與此同時，亦大力打擊貪污，政府為追求人民幸福生活，殫精竭慮。反觀美國表面上有一個4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制度，但背後就被深「深層政府」（deep state)把持，石油商、軍火商、華爾街統治了美國。表面上人人有票，實際上貧富極為懸殊，結果就出現所謂1比99的問題，即是百分之一的人佔據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這種權力壟斷牢不可破。
其實美西方的制度，早已被deep state吃透扭曲，已經由「廣納型」慢慢變成「實質榨取型」，不過只是以更隱晦的形式進行。套用兩位作者的分析，這些經濟即使短期內出現成長，但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會阻礙競爭，不利創新。看看美國現在以超重關稅來保護他們的電動車、太陽能和鋰電池產業；借禁止出售高端芯片給華為，禁止自己和盟友採購華為的5G設備，用來打擊對手以扶助本國企業。美國的deep state和大財團休戚與共，為了保持財團的利益，全面阻礙競爭，這才真正不可持續。試問美國如此「廣納型」的體制，為何每年因槍擊死亡超過4萬人，卻想禁槍也禁不了，只因軍火商的反對，美國真的制訂了「公平的法律，讓社會治安有序」嗎？
可以這樣總結， 3名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提出了一個很好的理論框架，去分析國家為何失敗。但當他們將現實套入這個框架時，就難免有西方的偏見，只是看到中國的小毛病，看不到美國的大問題。如果這兩個作者的預測準確，現在與他們出書時已相差了12年，中國經濟早應該崩潰，不會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亦不會威脅到美國要完全推翻自己當年推動的全球化，變成一個鼓吹關稅保護主義的國家。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了這兩名教授理論框架正確，但分析現實錯配。諾貝爾經濟學獎，亦不過如此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