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知多點 (一) --香港與新加坡大比併

作者: 鍾賢

近年，有輿論單憑個別週期性的金融和經濟現象，妄稱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廢墟」或「遺址」，惟若仔細從經濟及金融表現、民生情況、教育、物流及環保事項方面分析，不難發現新加坡的「亞洲領頭羊」姿態，僅是曇花一現，而香港亦在多個領域，比新加坡優勝。如此一算，若果香港是金融「廢墟」，新加坡豈不是以巨額鈔票堆砌的經濟沙漠?

新加坡「債台高築」式發展

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數字，預計2025年新加坡及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為5617億美元及4221億美元，表面上新加坡的經濟表現看似跑贏香港，但仔細分析新加坡及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共債務情況，就得出驚人數字。原來，在公共債務方面，香港只向外舉債245億美元(不計金管局吸納銀行體系多餘港元發行的外匯基金票據等)，佔香港全年GDP 11.3%，反觀新加坡政府已經向外發債超過8,800億美元，相等於香港債務規模的36倍，而此8,800億美元發債亦等於新加坡全年GDP的175.8%。

以香港750萬人口作推算，每人需為特區政府負債3200美元，但是新加坡國民平均每人就要為政府負擔15萬美元的公共債項。

值得留意的是，新加坡在2023年的一年內，已向外發債超過1000多億美元去支持基建投資，相等於香港特區政府全年赤字的8倍。新加坡此等借錢以擴容增量的做法，無疑為了投資未來，但所投資的項目未來是否賺錢，卻存在很大未知數；而新加坡借巨債渡日之際，香港截至2024年12月的外匯儲備額約4,200億美元，比新加坡的3700億美元多出約500億美元。

巨款投資未來之後，新加坡的經濟環境跑贏香港嗎?

綜觀香港及新加坡的股市發展情況，不難發現香港的股票市場明顯比新加坡發展得更健全。2024年，香港的股市總市值達4.52萬億美元，而新加坡僅有6,405億美元，即香港股市總市值為新加坡7倍；而在債市方面，香港債市規模約2.3萬億美元，同樣跑贏約1.8萬億美元的新加坡。而在股市總成交額方面，香港全年總成交額達32萬億港元，更是新加坡的18倍(新加坡股市全年成交額僅有1.77萬億港元)。

有些一知半解的市場評論員說，香港已變成金融遺址，但就2024年香港總共完成了71宗IPO新股上市，集資共112億美元，反觀新加坡全年只錄得4宗IPO，創20年新低，合計集資額僅有3100萬美元，只是香港的零頭。此外，新加坡交易所現時有620間上市公司，而香港交易所現有超過2600百多間上市公司，等如新加坡的4倍。

比較這兩個亞洲龍頭城市，新加坡以「債台高築」方式發展的同時，香港依然穩守多個全球金融第一，包括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投資管理」行業領域排名全球第一、保險滲透率全球第一、安排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總額亞洲第一、對沖基金基地排名第一，足見香港穩健發展，奠定堅實經濟基礎。

再細看香港及新加坡兩地的商業及貿易競爭力，香港及新加坡更是「高下立見」。香港為2024年全球第一最自由經濟體，亦於「國際貿易自由」和「監管」兩個分項最為突出，排名全球第一。

糖衣背後，新加坡人過得好嗎?

可以比較新加坡人和香港人的生活。在稅務方面，香港日常消費購物不設銷售稅，但新加坡早已徵收7%銷售稅，而針對對較高收入(1百萬新加坡元以上）人士，新加坡政府徵收的所得稅率高達24%，大幅拋離香港的個人入息15%標準稅率。在這個稅務繁重的國家，新加坡過得幸福輕鬆嗎?

日前，就已有新加坡朋友跟我訴苦，表示新加坡雖有祖屋制度保障普遍市民的住屋權利，但私樓市場的租金不斷膨脹，2024年新加坡成為亞洲一房一廳月租中位數最高的地區(4590美元)，遠遠拋離第二的香港(2173美元)，而新加坡亦為全亞洲城市生活成本指數最高的地區。

可是，於昂貴居住成本下，新加坡生活質素未見比香港好。香港於聯合國《2023/2024年人類發展報告》在預期壽命、接受教育情況及生活水平位列全球第四及亞洲第一；反觀新加坡雖投資大量金錢，於公共醫療方面卻未見改善，預期壽命、接受教育情況及生活水平僅全球排名第九。

另外，於教育水平，香港雖為「彈丸之地」，卻是全球高水平大學聚集程度最高的城市，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與其向獅城取鏡「債台高築」式發展，不如集中發揮香港已有優勢，吸納更多專才來港發展?

背靠祖國 盡享經貿司法完善制度

由於香港沒有外匯管制，所有個人資產受到一套全世界信賴的普通法保護，司法系統完善，資產可以自由進出，亦有利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2024年調查公布指出，香港有多達2703間單一家族辦公室，比新加坡現時的1400間多出一倍；而非本港居民在香港的資產多達2萬多億美元，反觀新加坡則少5千億美元(1.5萬億美元)；2024年居住在香港的「超高淨值人士」數量，香港更被評為亞洲第一。

有賴「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香港於國際性金融及經濟挑戰下仍穩守多個世界及亞洲第一。2024年三中全會有關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時提及，須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香港雖不能「固步自封」，亦不宜借鏡「債台高築」式發展，而應穩守祖國強勁後盾，充分發展大灣區的發展潛力，讓香港充分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匯聚資金，促進投資。

維觀者言：鍾賢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鍾賢

維多利亞港兩岸的霓虹天際線舉世聞名，但當遊客沿著海濱漫步時，常會發現連貫的步道，在關鍵節點戛然而止。精心設計的觀景平台，被施工圍板阻隔，這些景象正是香港海濱發展困境的縮影。

自1997年《保護海港條例》實施以來，維港填海工程在司法覆核陰影下舉步維艱。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因法律爭議延宕7年，啟德郵輪碼頭配套設施因環評訴訟停擺5年，這些案例揭示現行制度已偏離立法初衷。當海港保護主義蛻變為發展恐懼症，港府提出的修例草案，實為撥亂反正的關鍵契機。既要為海港築牢生態防線，更要為城市打開發展空間，讓維港真正成為市民共享的活力廊道。

司法程序下的發展困局

現行條例將「不可填海推定」機械套用於所有工程項目，猶如給維港套上法律緊身衣。2003年2月，「保護海港協會」指責城市規劃委員會「灣仔填海計劃第2期」工程違反《保護海港條例》，並提出司法覆核；法院於2003年7月裁決城規會敗訴，迫使填海計劃要重新進行規劃，而原定於2010年完成的工程一拖再拖，於2017年年初才正式啟用。

香港受困於《保護海港條例》這條殖民地時代終結前急急通過的法例，市民要多等7年，才可享受到世界級的灣仔北海濱建設以及中環灣仔繞道。類似大大小小的案例也不少，環保組織多次以「破壞自然海岸線」為由，申請司法覆核，最終被逼放棄許多擴建計劃。這類案例折射出現行制度的荒謬性：海濱欄杆更換，需經與大型基建相同的審查程序; 景觀平台擴建，面臨與貨櫃碼頭工程同等標準的環評要求; 法律框架的僵化，已產生實質性社會成本。這種「司法完美主義」，正在扼殺城市微更新的可能性。當法律將所有填海行為等量齊觀，實質上是剝奪了專業部門根據工程性質分級管理的裁量權。

分級管理制度的破局之道

新加坡濱海灣發展經驗值得借鑑，其《海濱條例1920》建立兩級管理制度：永久性填海必須經國會批准，不多於8公頃工程由國家發展部部長審批，微改造項目則下放至社區委員會。這種彈性機制，使濱海藝術中心等標誌性項目與社區碼頭改造得以並行不悖。香港新條例引入的優化工程許可機制，就是試圖在「嚴格保護」與「靈活發展」間建立新平衡，將小型填海項目及臨時填海項目從繁複的司法審查中解脫，轉由專業部門進行技術評估。

公眾利益視野下的海港新生

海濱空間的社會效益具有乘數效應。溫哥華煤港改造研究顯示，投入海濱的改善資金，可通過健康效益、旅遊收入等形式，產生數倍的社會回報。當法律過度聚焦於填海面積的加減計算，實質是忽視了海濱空間，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複合效益。

悉尼達令港(Darling Harbour)改建，將兒童遊樂設施、無障礙通道等社會指標量化計分，使海濱規劃真正回應市民需求。香港需要建立類似的價值評估體系，讓海濱更新擺脫環保與發展的對立，進入社會綜合效益最大化的新維度。

各地都有靈活發展海港的案例。

站在維港天星碼頭眺望兩岸，我們既要守護這片海水不變的湛藍，也要創造屬於時代的濱水生活。當法律條文從「不可填海」的絕對禁令轉向「智慧填海」的精密調控，香港正站在海港治理的轉折點。新修訂條例不是要拆除環保藩籬，而是要在生態紅線與發展需求間架設橋樑，讓維港在嚴格保護中重獲生長能量，發光發熱。這需要司法機構對專業判斷保持必要謙抑，需要環保組織超越抗爭思維參與共建，更需要全社會形成「保護是為了更好發展」的共識。唯有如此，維港才能既留住記憶中的帆影，鋪展面向未來的濱水長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