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公佈訂立《港區國安法》的說明，當中提到審理有關案件的法官由特首指定。這個規定受到法律界抨擊，認為影響了司法獨立。我覺得可以從幾個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
第一、容許外籍法官審案，已屬寬鬆。我覺得人大常委會容許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法官由特首指定，已屬寬鬆。比對早已就23條立法的澳門，澳門便禁止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相信阿爺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情況，不完全禁止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但結果引來了另一些批評。
第二是特首指定名單，無損司法獨立。乍聽法律界的意見，他們說特首是球證，又是落場打波，這是在打茅波。其實，這個批評是混淆了指定名單和指定法官審理個別案件。早前曾傳出會設立特別法庭審理國安案件，如果是這樣的話，可以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人選將會更狹窄。現時採取名單制，似乎是一個比較寬鬆的安排。特首指定可以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名單，相信會按某些條件把部分法官篩走，例如很難想像特首會容許美國籍法官或擁有台灣護照的法官審理國安案件。這些原則不宜向外宣示（考慮和外地的門面關係），只能夠由比較掌握國安情況的特首作出決定。
假若審理個別案件的法官人選，都由特首指派，到時特首可以選擇對己方有利的法官，的確有影響司法獨立的問題。現時的安排是特首指定一系列法官的名單，只是把最不合適的法官剔除了，無損司港獨立之餘，也兼顧了審案的敏感性。
倒個頭來，特首沒有指定法官名單，司法部卻指派了一名美籍法官去審理一單涉及美國的國安案件時，如何保障這個法官能夠中立審案，才是一個大問題。
第三，現有機制不能確保審理國安案的穩妥性。按現行機制，所有法官都由特首委任，權原本在特首，只是目前的安排是特首透過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意見去行使這個權力。如果法律界不接受特首指定法官名單審理國安案件的安排，另一替代方法是把特首現行「橡皮圖章」式的任命法官改為實質的任命，將所有不適合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剔出法官的行列，這些人連法官也做不了，當然這個方式，其實更加嚴厲。
試想一下，如果沿用過去的安排，特首按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變成橡皮圖章委任法官，對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人選無從支配，假設發生一宗美國間諜收買在港的中國官員，竊取了中國在南部戰區部署的東風21導彈位置的機密，又假設這單案的部分涉案人員要在香港審理，如何防止司法機構不會委任一名美國法官去審理該案呢？首席大法官掌握香港國安的情況，肯定會較特首少，如果屆時特首就個別案件才去建議首席大法官不要安排美國籍的法官去審理這案件，是否會對司法獨立的損害更大呢？
對現行安排提出批評的人，只是一種單向思維，只顧慮司法獨立，不考慮國家安全。其實要平衡上述兩個目的，現在的安排已經是比較好的部署。若不接受，可能會退到像澳門一樣，所有的外籍法官都不可以審理國安案件，或許這是一個更理想的做法，不過，看起來會比現時的安排，更加嚴厲。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