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會明天上午將通過《港區國安法》， 預料香港隨即頒布，在7月1日零晨馬上實施。歷史轉變的時刻又到了，香港將經歷二次回歸。
過去30年，中國有兩次大變時刻，但人在大變中，往往視而不見。
1. 六四後的塵埃落定。1989年6月7日傍晚，我路過銅鑼灣，那時還有很多電器舖，展示大量電視機。我突然見到電視新聞畫面，播出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出來講話。在6月4日之後幾天，中共領導人並無露面，當時支持民運者，還在幻想解放軍內鬥，局面會翻盤云云。但我一見鄧小平露面，就知整件事已「塵埃落定」了。當晚之後，我當時和朋友談起，還有很多人就是不願相信，對眼前的巨變，無知無覺。歷史巨輪滾動，中國追求穩定，不會隨人們主觀願望而轉移。
2. 小平南巡開新局。1992年1月，六四過後兩年多，中國的改革開放局面停滯不前，突然傳來鄧小平南下的消息，之後先見到《深圳特區報》等地方官媒對鄧小平南巡細節作試水式報導，我知道中國的巨變又到了。在此之前，還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六四後會開倒車，到老鄧一發功，歷史巨輪又滾滾向前。中國既求穩定，同時又求發展的軌跡，並無改變，中國又再次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不過走的不是鐵幕倒台後東歐國家的全面西化模式，而是行中共領導下的市場化改革。
上面兩幕，主導了中國之後30年的變局。
人在歷史巨變當兒，察覺不到變局之重要性。很多時一個森林放在你眼前，卻偏偏看不到。過去一年的反修例事件，也有一些重大轉折的時刻。
1. 7.21圍攻中聯辦。「7.21大遊行」後，大批遊行人士部份在上環信德中心對開鬧事，部份人去西環衝擊中聯辦，當中有人早有預謀向中聯辦正門的國徽投擲黑漆。不幸的是警方疲於奔命，在西環附近幾近不設防，中聯辦有被攻陷的危機。當示威者很介意當晚發生元朗白衣人打人事件，但阿爺卻覺得衝擊中聯辦，是對中央的權威莫大挑戰。用《港區國安法》撥亂反正的根苗，已在此時種下。
2. 11.11火燒人事件。如果圍攻中聯辦令阿爺驚覺，回歸22年了，港人還未對他有一絲尊重。11.11的馬鞍山火燒人事件，示威者淋天拿水當眾放火燒一個反對破壞港鐵的綠衣建築工人，就是對一般市民的莫大警醒，這場運動已完全失控，香港已從文明社會，退化到蠻荒世界。
有部份朋友問我，怎樣看《港區國安法》限制了港人的自由？我只能反問，當一個人表達一下不同政見，就會被人「私了」，就會被人淋天拿水放火，這個社會還有什麼自由？人大常委會自行制訂《港區國安法》，有可能遏止這些放火燒人的暴行，只能說這是「必要之惡」了。很多人可能還覺得《港區國安法》來得太遲呢。
上述兩件事件，是去年那場運動走上歪路的分水嶺，歷史也因而慢慢轉向，走向另一巨大轉折點----制訂《港區國安法》。
我相信另一個重大歷史轉變時刻已經來臨，香港步上二次回歸之路。有人認為這主要是人心回歸，我就認為人心轉變，非一朝一夕，變心只要10日，回心轉意卻要10年。但在人心未變之前，先要從「合規守法」開始，只能用法律劃出一條界線，先用上法家思想了。否則講什麼人心回歸，只是空談，說起來十分漂亮，做起來卻一事無成。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