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位做生意的朋友，他慨嘆過去的兩個月，香港爆發第3波疫情，完全做不到生意，現時疫情略為舒緩，生意有些起色，他希望疫情不要再重來。我潑他冷水，說有第4波疫情的機會相當大，特別是在冬季的高危期，做生意要做好準備，疫情反覆出現，已是一個「新常態」，只希望出現的時候，情況較易受控而已。
反對派將「封關」作為解決疫情的唯一方法，這是他們慣用的技倆。正如他們會叫政府用「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地」去解決高樓價問題，或者用「民主」來解決香港所有的問題。這種設定「偽命題」的政治宣傳的手法，容易入腦，不管該方法如何經不起考驗，只要站在道德高地，就永遠不會輸。
現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用長期封關來抗疫，因為阻斷人流物流，首先是經濟會頂不順，其次是跨境的家庭團聚要求應付不了，根本不能全封。例如印度每天有95000人確診，香港現在的輸入個案也以印度為最多，但居港的印度裔人士和家鄉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怎能夠用封關去解決呢？
香港的全民檢測被反對派批評得體無完膚。香港反對派很仰慕的英國，現在卻要用天文數字的金錢，大搞長期性的全民檢測。《衛報》最近爆出英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說首相約翰遜正在搞一個名為「月球行動」（Moonshot programme) 的超級大規模全民檢測計畫，耗資可能高達1000億英鎊(10090億港元)，相等於英國的整個教育預算。秘密文件披露，首相約翰遜私下形容，全民檢測計劃是「在疫苗全國全面接種之前，避開第二次全國封鎖的唯一希望。」
約翰遜的檢測計畫野心很大，希望每天最多可以進行1000萬次測試(英國人口6665萬人)，除了在不同地區進行檢測外，打算在劇院、運動場門口做即時快速測試，檢測呈陰性的人士才可以進場。英國這個花費天文數字的「月球行動」，似乎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續、快速而大規模的全民檢查。英國也把希望放在全民檢測之上，開始學習中國的做法，香港反對派還要杯葛？
香港過去的檢測問題是缺乏大規模的檢測能力。即使是特首林鄭也明白擴大檢測能力的重要性，但由年頭講到8月，香港的日檢測力也只是7000次。醫療系統的官僚是提升檢測力的主要障礙。
中央看不過眼，怕香港的疫情失控，力促香港試行全民檢測，同時派數百名技術人員來港，協助進行全民檢測，把香港的日檢測力，一下子提升到20萬次。但全民檢測快完，港官好像想快快送走內地的技術人員，也好像將來不用再做大規模的檢測，這個思路，其實大有問題。
香港要把大量檢測常態化，要建大型的檢測中心，若本地的檢測力量在常態化下不能一日處理5萬以上檢測量，就要和中央商量，保留部份內地檢測人員長期駐港。
常態化的檢測，主要做幾方面的工夫。第一、高危群組的恆常檢測。香港現時的自費檢測，動輒要1、2000元，極之昂貴。衛生專家透露，這是由於香港的檢測做得太少，純粹由市場定價的結果。如果能夠對一些高危群組強制要求定期檢測，例如機場人員、公共交通工具員工、大型餐飲集團和超市職員，由公司支付他們恆常地接受型檢測，既可以減少感染，又可以大量增加檢測數量，拉低價格。自費檢測要拉到200元以下才合理，要鼓勵市民一有懷疑就去檢測。
第二、高危區的自願檢測。香港已試過全民檢測，若再有小型地區爆發，可以在區內設立檢測中心，呼籲區內居民儘量進行政府資助的自願檢測。如果7月開始爆疫時在慈雲山、黃大仙、鑽石山等地區有免費檢測，找出隱形病者，可阻止疫情擴散。
第三、疫廈的強制檢測。過去，一棟大廈出現多個感染者時，經常會見到住客拖著行李喼紛紛逃離該大廈，增加播疫風險。其實，一幢住宅大樓或寫字樓出現多人染疫，政府應該強制全幢大廈所有人做了檢測才能離開，以免他們到處播疫。雖然這樣做需要修改法例，但絕對有利控疫。
檢測常態化，將是香港其中一個主要控疫手段。不做好檢測，就要付出長期嚴格限聚的代價，大家不要以為沒有化價。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