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有些建制派還在竊竊私語，要不要扮扮反對派之時，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一個論壇上，剖析中央對港的政策，他講得相當直白。看來中央對香港撥亂反正的行動，仍陸續有來。我建議建制派仔細閱讀張曉明的講話，提升自己的政治水平。
張曉明說，反思香港回歸之後的問題，說到底都與對一國兩制方針錯誤理解和貫徹不全面有關，例如2014年要逼迫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8·31」決定而搞的非法「佔中」，2019年反對向內地移交逃犯而發動的「反修例風波」，都是以毫無底線的方式搞對抗，並演變成社會動亂。
雖然張曉明闡述一國兩制的方針時，都講得平衡兼顧，講一國時，也講兩制。但從他的發言可見，中央認為，香港過去講兩制太多，講一國太少，開始荒腔走板。
張曉明還給香港一個忠告，「對一國守得越牢，政治包容空間越大。」他提到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也在變。香港之變既有被動的變，也有主動的變，包括在政治上撥亂反正，在經濟民生領域要有實行改革的勇氣。而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是要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
按著張曉明的思路，可見在中央的眼中，一國兩制這部列車，在香港正逐步脫軌，關鍵是有部份人無視一國的原則，而這部列車的政治脫軌，亦波及經濟民生問題，中央現時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香港這部「出軌號」列車，拉回正確的軌道。
有高人解讀，中央在政治上對香港撥亂反正工程，要做各方面的改革。有一個核心，就是要以愛國愛港者治港，另有四大領域，包括法律、媒體、教育和青年。首先講以愛國愛港者治港這個核心議題，此前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特區政府DQ四個不擁護、不效忠的反對派議員，只是其中的一小步，相信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中央的眼中，治港者不光是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也包括所有政權機構，例如區議會，也包括政府公務員，以至各公營機構的人員。這包括兩個面向，一方面要把提倡港獨及顛覆中央的人摒除出政權機構之外；另一方面要重新確立行政主導的政治制度。
再講四大領域。中央認為香港去年發生這樣失控的動亂，與法律、媒體、教育和青年四個領域的歪變，都有莫大關係。如果這些領域沒有根本性的改革，局面不會好轉，人心會進一步變壞。
張曉明的講話，提到了部分的改革方向。例如他說特區政府部門正在搞國民教育制度，又例如他看到前終審法院大法官烈顯倫呼籲「香港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了。」相信中央覺得這幾個領域不是要小修小補，而是要動大手術。所以，我們現在見到的撥亂反正工程，只是冰山一角。
在經濟民生方面，也需要有改革勇氣去破解難題。張曉明說，在轉變過程中，難免有陣痛，但總的趨勢會愈來愈好。他特別提到，只要大家協齊心協力謀發展，何愁困擾許多市民的住房問題解決不了？何愁經濟復蘇無期？
照目前的形勢分析，中央覺得香港要動大手術，在政治和社會民生方面進行大改革，才會有出路。香港過去不想做、不敢做的事情，要有勇氣去破題，這就是我之前所講的「A政策」與「非A政策」的觀念，反對派說政府不能做的事情，要反其道而行，大力去做。
特區政府高官也好，建制派議員也罷，其實都要猛醒，不要再把中央的說話當唱歌，不要以為中央光說不做。你看人大常委會在短短6個月已做出的3大動作，制訂《港區國安法》、推遲立法會選舉、定出DQ框架，既應知道中央的雷霆萬鈞，也應該知道還會陸續有來。未來一年，就是特區撥亂反正、改革變身的重要一年。反對派總辭，正好讓出更多議會決策空間，推動更多根本性的改革。
建制派不應扮反對派，去做改革派吧。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