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的許智峯去了丹麥，宣布將流亡海外，並退出香港民主黨。而青年新政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數日前已離開香港，目前身處美國。香港流亡海外的反對派人士，多一兩個絕不為奇。
從許智峯身上，我們見到香港政治巨嬰的身影。在這裏順帶一提本地政治激進化的歷史。本來，香港的反對派全部都是泛民主派，隨著直選議席增加，開始出現黃毓民、長毛那些激進民主派。激進民主派不但攻擊建制派，也攻擊傳統泛民主派，從泛民身上搶位。2014年非法佔中之後，再衍生出號稱本土派的港獨派。一代比一代激進。
傳統泛民如民主黨深受壓力，結果其新生代也學習激進民主派甚至本土派行事方式，靠激上位，許智峯就是其中一員。當他還是中西區區議員的時候，就經常製造激烈的肢體衝突，藉此吸引傳媒的眼球。民主黨的眾多新生代要爭取黨內支持去取得立法會的參選資格，許智峯靠激出線，成為立法會議員。這一切都順風順水，由一個民主黨內寂寂無名的新生代，變成了區議員，再晉身成為立法會議員，享有每月十萬元月薪的豐厚待遇。過去幾年，也是激進派議員最風光的年代。
然而，香港的激進政治，其實只投射出一個政治巨嬰的世界。
巨嬰症其實是一個成年人的自戀型人格障礙，外表是一個成年人，但心理就如6個月大的嬰兒一樣，不斷提出「我要、我要…」的要求。他生活在一個自我世界中，對外界視覺模糊，但自覺就如神一樣，是全能的，他會把萬事萬物都當成棋子看待，完全要按其主觀意願指揮，不把對方視為獨立個體，也不會考慮對方的要求和感受。
一言以蔽之，巨嬰將想像世界等同現實，要什麼就要有什麼，他要吃東西，就伸出手來，拿得到，欲望得到滿足，就極度亢奮；拿不到，就會暴怒大哭，透過哭鬧去取得想要的東西，甚至只是發洩怒氣。巨嬰的情緒相當極端化，背後是兩種感覺的對立，一種是全能的自我、得到神一樣的滿足，從而產生優越感；另一種是極度的無助，當滿足不到慾望時，就會產生失落感，暴怒，情緒失控，甚至訴諸暴力來得到滿足，或者完全避世。
你可能會好奇地問，為什麼香港政治會出現這種巨嬰現象？原因其實很簡單，也是心理學的一個基本原理：positive reinforcement（正向鼓勵）。當你是以最原始的巨嬰的方式行事，隨時要滿足自己完美的政治欲望，採取激進行為，大吵大鬧地吸引注意，結果不斷獲取成功，正如嬰孩越哭鬧反而越能得到獎賞之後，就會事無大小都透過哭鬧去尋求滿足。你看許智峯平步青雲的經歷，就知道他的哭鬧行為，成為民主黨少壯派成功的樣板，變成「你不激，就會輸」。
從2014年的違法佔中，提出有違《基本法》的完美普選訴求(否定了《基本法》規定的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爭取不到所謂「真普選」就上街佔路 ; 到2019年的黑暴運動更進一步，借反修訂提出攬炒中央，以達成其民主甚至港獨的訴求，公然大叫「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口號，大搞政變。
這是香港巨嬰政治的爆發點，巨嬰去到不達目的就要殺爸媽的境界，最後爸媽也不能視而不見了。香港的巨嬰政治，觸發了中央全面反制，從訂立《港區國安法》，到人大常委會定出DQ框架的決定，都是對香港的巨嬰行為的徹底否定。你要什麼，不但不會給你，並且還要制止你、懲罰你。
那些政治巨嬰過去隨意犯法，根本從沒有想過有什麼後果，沒有想過要付出代價。如今遠走他方，逃避刑責，繼續發他的巨嬰美夢，也許一輩子不會醒過來。
2020年是香港巨嬰政治破產的元年，但巨嬰政治文化的消失，可能要5年、10年，甚至更長時間。香港還是太富裕，可以容許很多人長期沉醉夢中。
無視他人，從不妥協，日日去挑戰阿爺這個政治巨人，要和他玩割喉遊戲，下場將會很悲慘。無論監獄生涯或流亡生活，一點也不浪漫，特別是一日不回頭，這種生活永無止境。
到巨嬰文化消退後，才是了解現實的開始。在香港搞政治，那能不理阿爺想什麼呢。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