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抗疫權威鍾南山曾說：「對新冠患者早發現、早隔離，比什麼都重要。」
鍾南山的指示，簡單扼要。看香港抗疫倒瀉籮蟹，疫廈處處。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做不到「早發現、早隔離」，不能防止疫情擴散。
早前我講過有新冠確診者和他的家人，被拖延2日送到隔離中心，到了中心之後，又拖延2日才檢測。後來爆出有確診者的62歲母親，在家中等候送往檢疫中心隔離多日期間死亡。在差不多時候，又爆出「香港正義聯盟」前主席李偲嫣在家中離世後確診新冠肺炎。同樣是拖延確診的個案，都顯示香港衛生部門在整個抗疫安排上，有重大漏洞。
我詳細追查李偲嫣的例子，發現很多問題。
李偲嫣和她的丈夫謝鋮浚在本月7日覺得身體不適，李偲嫣發燒病情較重，謝鋮浚病況輕微。兩人於8日去看醫生，同時拿了深喉唾液樣本樽，並於10日早上把深喉唾液樣本交回元朗容鳳書健康中心做檢測。
兩人之後一直沒有收到檢測結果通知，由於政府曾表示沒有通知，等於檢測結果呈陰性，所以夫婦兩人初時以為無事。但李偲嫣病情未癒，兩人為安全計，便去藥品連鎖店買了快速測試套裝自行檢測，但都沒有測出呈陽性的結果。
直至16日早上，李偲嫣覺得心跳很快，過去她也曾試過如此，吃了一些救心藥再睡。到中午12時許，臥病在床的李偲嫣突然叫了一聲，她丈夫發現她已休克，馬上叫救護車，並為她做心外壓急救，可惜送院後在1時許去世，當時醫生診斷為「急性肺炎」。兩日後到18日，才驗出李偲嫣是染上新冠肺炎。李偲嫣由10日交樣本，一直無消息，至去世後做第2次病毒檢測才確診。
至於李偲嫣丈夫謝鋮浚，在太太確診後1日，政府在19日才通知他要入住隔離中心，又等了一天，到20日才送到隔離中心，再等一日即21日早上才做深喉唾液檢測，到當天晚上才證實確診。換句話說，謝鋮浚在太太李偲嫣18日證實確診後，仍被拖延了足足3日才確診(距離李偲嫣去世5日)。如以他第一次交回樣本樽起計，更足足有11天！
從李偲嫣及其丈夫謝鋮浚的例子，可以見到幾個問題：
第一、新冠肺炎病發很快，可以令人猝死。李偲嫣病發9天，如果她的病情很嚴重，例如呼吸困難，她應該早已入院求醫。但她只有輕微的發燒感冒症狀，又交了唾液樣本，但沒有收到結果通知，便延誤了確診和治療。
以李偲嫣病發的情況看，她可能在16日早上爆發「炎症風暴」，在短期內病情急速惡化致死。
李偲嫣的離世，可以總結為1、新冠肺炎對中年人也有很大的殺傷性，有猝死的可能。2、政府的檢測是否有誤尚待考證。醫管局事後解釋，李偲嫣及她丈夫謝鋮浚的檢測結果均屬陰性。負責做檢測的外判商曾嘗試透過手機短訊，通知兩人檢測結果但不成功。
李偲嫣的死亡個案會交死因庭審訊，相信其中一個關鍵節點，是李偲嫣第一之檢測結果是陰性，是真的沒有病毒、是採樣問題、還是深喉唾液這種檢測方法有問題？另外也要調查為何發不到短訊通知當事人檢測結果。
第二、謝鋮浚前後要11日之後才證實確診，十分離譜。謝鋮浚夫婦在10日交的樣本是否經過合理處理是第一個焦點。第二個焦點是第二次檢測也多番拖延。謝鋮浚是太太確診(18日)後拖了2天才入檢疫中心，第3天才檢測。為什麼一個重症死亡者同住的丈夫，也要拖3天才檢測？
第三、沒辦法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拖延檢測、確診延誤，首先是令到病人沒法及早送院治療。其次是早一日確診，早一日隔離所有相關的緊密接觸者，就可以減病毒在社區中傳播。拖延10日確診，病毒已經傳了幾代，一個人可能已感染了過百人，拖延確診的危害極大。
整件事暴露的問題，是政府仍然是用很官僚的方式，由衛生署去統籌檢測和隔離的工作。疫情擴散，衛生署人手不足，繼續用平常打工的心態去解決打仗的問題。出了事也不懂得求助，政府高層也沒有發現，結果就造成疫情的爆發。
在傳媒大力揭露之下，政府終於在上星期採取行動，一天內送了480個積壓的隔離人士去檢疫中心。由此可見，政府的介入，可以解決問題，但卻偏偏不懂得介入。
從李偲嫣及其丈夫的例子可見，政府在整個疫情的處理，漏洞百出。到今天，漏洞堵塞了嗎？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