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日前爆料，指「民陣」並無合法社團註冊，正被特區政府調查，又指民陣或因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取締。參與民陣的團體雞飛狗走，公民黨、民協、教協等紛紛離場，當然也有組織堅持下去。
睇睇民陣的前世今生，也是香港回歸24年這一場失敗的民主運動，一個活生生的寫照。
民陣全名「民間人權陣線」，在2002年9月成立，主要針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當時政府提出23條立法的法律草案，諮詢公眾，泛民政黨多番提議修改，政府大量吸納了意見，大幅修改立法內容，泛民政黨私底下收貨。但民陣這個更草根、更激進的組織不收貨，在2003年發動7.1遊行。事前泛民大佬不太看好，並不積極參與組織遊行。但這一年正值沙士疫症，加上公務員減薪，火乘風勢，怨氣冒升，最後有大量市民參與遊行。民陣指有50萬人上街（而警方公布數字也有35萬人），結果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倒戈，23條立法夭折。
即使從反對派的角度回顧，當日民陣發起的遊行，成功推翻被稱為「無牙老虎」的23條立法，但反對運動越演越激，完全過界，最後換來《港區國安法》，也是一個賠本生意。
香港的民主運動，充斥著這種「水鬼升城隍」的故事。表面看水鬼很成功，人人爭著做，最後就爆煲了。
但從政也需專業，失了了專業性，胡亂來，最後難逃一敗塗地的命運，不要被其一度成功假象所蒙蔽。民陣有三大罪，令其萬刧不復。
第一， 講大話。民陣2003年發動第一次遊行，號稱有50萬，那一年雖不中亦不遠矣，起碼真有30萬以市民出遊行。但到第二年即2004年，民陣號稱有53萬人參與，比2003年更多，那時民陣其實已經開始講大話。當時學者估計2004年遊行人數比2003年少，實際上不夠20萬。我當時已發文批評，以趙高的「指鹿為馬」為例，說搞民主不能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就硬作遊行人數。我信學者實地點測的遊行人數，通常是民陣報稱數字的一半以下。但民陣造假已成習慣，以後年年如是。
一個政治團體公然講大話，大部人都怕了它，不敢指正它，就是它失敗的開始了。
第二， 不註冊。民陣由此至終都沒有註冊。它作為社團，按《社團條例》規定，任何香港社團或其分支機構須在成立後一個月內，要以指明的表格向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或申請豁免註冊。民陣成立18年，一直沒有申請註冊，也沒有申請豁免。這種態度，可以稱為「求求其其」。
聞說民陣每次向警方申請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只是以負責人的個人名義申請，而不是以組織的名義申請。民陣未曾註冊也無法開戶口，就借用屬下團體的戶口去做收支工作。民陣就此不合法地存在了18年多，也沒有想過有後果。
按《社團條例》非法社團負責人最高可被監禁3個月。而民陣亦可能按條例第8條（1）（a）被取締。
過去反對派相當惡，政府也不敢踫他們，民陣也是這樣，胡亂來，越搞膽子就越大，越過份了。
第三， 由非法到暴力到顛覆。民陣過去也是一年春秋二祭，搞搞遊行，逐漸陷入激進反對派所講的「行禮如儀」的狀態。激進派搶繮出位，倒逼民陣也越搞越過。近年民陣有兩件事完全過界：
1. 2019年的7.1遊行。當日事先聲明有包圍立法會事件，到下午近6時，遊行隊伍去到金鐘，就有民陣揸咪人士，叫遊行群眾去立法會。此舉偏離遊行路線，將合法遊行變非法集結，壯大了包圍立法會的人數，最後發生闖入立法會事件。如果香港警察採取美國國會山警察的死守做法而不是撤退，就可能發生美國那樣在鏡頭前擊斃示威者的事件。
2. 2020年的7.1遊行。當時《港區國安法》已經生效，民陣申請集會不被批准，照樣上街。當天發生電單車手揸旗撞警察等多宗違反《港區國安法》兼襲警的事件。民陣最起碼是涉嫌協助及教唆他人違反《港區國安法》。
民陣由搞非法集會，到縱容暴力，即使按原來的本地法律，已涉嫌顛覆了，並不是表達意見咁簡單。
香港的民主運動已到了無稽化的境界，求求其其，無視法律，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是一種完全沒有想過後果的巨嬰心態。
當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曾警告，反對派搞初選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但反對派當時就當他唱歌，如今47人被告上法庭，又出現喊苦喊忽的賣慘場面。
今日明知民陣是非法組織而不退場，他朝難保又有大量人被告上法庭。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醒醒吧，不要明年又來賣慘了。搞民主運動，可否專業一點呢？
盧永雄
「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最近向懲教署署長申請減免刑期被拒，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最後亦被否決。
根據《監獄規則》的修訂，懲教署署長認為沒有證據令他信納減免馬俊文刑期不會不利於保護國家安全，無法確定提早釋放馬俊文，他會否再次觸犯國家安全罪行，所以拒絕減免他的刑期。而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經考慮後，認為不存在程序不公，駁回覆核。
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現已移居英國，他在報章上撰文，評論「第二代美國隊長」司法覆核案。文中亦引述犯人馬俊文的心理評估報告，指犯人性格內向，缺少朋友，生活單調，亦沒有明顯的生命目標，但沒有任何重大的心理或學習困難。至於對所犯的罪行，馬俊文沒有明顯的悔意，亦曾在獄中寫上具煽動性的標語，因此被隔離數月。在他向署方申請的申述中表示，「我明白到現今香港的環境已無法反抗，惟有接受現實」。
陳文敏評論說，若考慮條件是可否有足夠證據顯示馬俊文提前獲釋「會不利國家安全」，他認為對馬俊文較中肯的評估是，這些證據模稜兩可，未必能確立這樣的結論。然而在《港區國安法》下，考慮條件是這些證據是否足以排除囚犯若獲減刑會「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將問題變成一個負面的條件，結論便完全改變，這是令人感到不公的地方。
可以從幾個角度分析有關問題。
第一， 概念的扭曲。懲教署署長根據犯人在獄中的行為，判斷他出獄後有沒有重犯的可能性，決定是否酌情給行為良好的服刑囚犯提早假釋，這是一個行政當局的酌情權，並不是囚犯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反對派就將觀念扭曲，把政府酌情權看成囚犯權利。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訂立之後明確規定，如某囚犯是因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而服刑，則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提早釋放該囚犯，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不得將該囚犯的個案轉介予監管釋囚委員會考慮。改例後惹來觸犯這些案件犯人的挑戰。
早前在刺警案中帶領默哀的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張敬生，服刑時並未獲得提早假釋，就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人身保護令是防止個人被非法或無理羈留。在張敬生案中，最後法庭拒絕申請，維持行政當局不准許張敬生提早假釋的原判。這都是法庭對這種扭曲概念的明顯否定，不能夠將行政當局提早釋放囚犯的酌情權，扭曲成為囚犯不能被侵犯的提早獲釋權利。陳大教授的評論，也跟循同一的扭曲思路演譯出來。
第二，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在馬俊文案中，法官的判詞亦明確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對《監獄規則》和《監獄釋囚條例》等法例作出的修訂，其立法意圖是對被裁定觸犯國家安全罪行的囚犯，是否可以獲得提前釋放（在勤奮和良好行為的條件之上），施加更為嚴格的條件(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法庭認同相關修訂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保護公眾。
換言之，由於維護國家安全相當重要，因此要立例特別指明，要確保觸犯國安罪行的囚犯不會有重犯的機會，才可以提早釋放。以馬俊文案為例，他在獄中寫上具煽動性的標語，如提早釋放在假釋期再次觸犯國安全罪行的可能性相當高，即使用普通常識去判斷，亦絕對不是陳文敏所說的，馬俊文提早釋放會不利國家安全的證據是「模稜兩可」了。
第三，概念清晰。陳文敏指「國家安全是一個相通籠統的概念，在今天幾乎是無所不包，在街上派發傳單或喊口號的犯人，和一些強姦或恐襲導致多人受傷的人相提並論，這就是《港區國安法》與公民社會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這些說話是出自一個法盲之口，尚可以理解，但是出自一個法律大教授之口，就有少少欺騙觀眾了。在街上派發傳單喊口號，煽動人顛覆政府，其危害極其嚴重，雖然難以量化究竟是這些人危險些，還是一個強姦犯危險些，但是肯定兩種罪犯都具有高度危險性，一個對國家安全有危險，一個對中人身安全有危險。
法庭在馬俊文案的判詞中指出，囚犯獲提早釋放是否「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這一個標準既不模糊也不任意；相反地，該標準具足夠精確和確定性，能夠為囚犯提供充分的指引，讓他們知道在監獄中應如何行事才能有機會獲得提前釋放。法庭確認了懲教署署長的決定合法合理。
至於陳文敏說國家安全是一個相當籠統的概念，這個講法亦只是一種法盲的觀點。在《香港國安法》和《維安條例》當中，已經列出各種罪行，既不籠統亦不含糊，法庭並不是隨意就可以判定一個人違反國安。胡亂地指責法律含糊，只是對法律毫無常識的人的市井評論，出自一個法律學院大教授之口，就顯得有些低俗了。
第四，應該逃離英國。陳大教授所住的英國，其國安法律比香港更加嚴厲，特別是其「外國人登記制度」更是香港所無。在今年的英國暴亂當中，英國法庭亦都快審快判，將一些在網上很簡單地發帖評論事件的人判刑，例如35歲的奧羅克（Wayne O’Rourke），他在社交平台X上發發帖呼籲群眾上街，就因煽動被判入獄3年。不知陳大教授會覺得英國這些法例和判決會否和公民社會格格不入？若然如此，他就不應該只逃離香港，亦應該逃離英國，浪跡天涯，去尋找他理想的公民社會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