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一個39歲菲傭確診新冠肺炎，她感染的是變種病毒，還傳染了她照顧的10個月大的嬰兒。政府對此大為緊張，因為這是首個確認是本地傳播的N501Y變種病毒。
1. 確認有本地潛在傳播鏈。該菲傭並沒有外遊，其感染了變種病毒，只能在本地感染，估計有幾個可能的來源：一、她接觸過的菲傭群體，她休假時與她的同鄉聚會；二、社區，包括她到過的街市、購物商場和公園等；三、教會，因為她有去教會的習慣。無論如何，已有一條傳播鏈正在社區流傳當中。
2. 源頭必定是外來傳入。N501Y變種病毒一定是從外地輸入的，N501Y的501代表新冠病毒的S蛋白的第501個胺基酸發生突變，最先是去年9月在英國發現，然後再在南非及巴西發現，有更多的突變。香港現時有外國人回港需要隔離檢疫，來自疫情高危地區的人要隔離21天，為什麼還有輸入個案呢？
之前已出現兩宗N501Y變種病毒個案。4月16日有一個案，一名29歲的印度裔男子，他是在杜拜工作的工程師，回港後完成了21天隔離檢疫，出外之後再確診，還傳染了在香港當護士的女友。這名印度男子確診的原因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潛伏期長過21天，另一個可能是在九龍尖沙咀華美達酒店隔離期間出現交叉感染。若在隔離後期感染，就可能離開酒店才發病，現時的估計是酒店內交叉感染的機會較大。
到4月26日又有另一宗38歲菲傭感染N501Y變種病毒的確診個案，情況和上宗類似。患者於3月27日到港，於西營盤華美達酒店檢疫21日，檢測全是陰性。她離開酒店並入住堅尼地道8號之僱主住所，亦是隔離超過21日之後，才在社區檢測中心確診。
兩宗回港隔離21日後才確診的個案，入住不同的華美達酒店，有在酒店內交叉感染的可能，未能確認是本地傳播個案，但已揭露「外防輸入」有漏洞。
3. 懷疑菲傭傳菲傭。究竟最新發現的菲傭確診變種病毒個案，和之前兩個變種病毒個案是否有關？聞說政府懷疑有菲傭傳菲傭的隱形傳播鏈，正在社區內潛伏傳播，所以決定要所有外傭在5月9日前要強制檢測。政府面對變種病毒殺到，要再減少甚至停止其他有變種病毒地區的來港航班，堵塞在隔離時可能交叉感染的漏洞，更要大力加強追蹤傳播源頭，以及加強檢測。
有人問，「疫苗氣泡」相關的放寛措施剛剛實施，有沒有需要再收緊呢？
我認為沒有這個需要，目前雖然有數字顯示南非的變種病毒有兩個突變，會影響到疫苗抵抗病毒的功效，不過，無論是科興或者復必泰疫苗，對南非的變種病毒仍然有效，只是效力下降。而「疫苗氣泡」措施的構想，是即使疫情重臨，只要一個處所當中，而所有人都打了疫苗，感染病毒的風險仍然很低。在這個前提下，「疫苗氣泡」基本上可以在有疫情下存在，無需停止。
總的來說，香港目前打疫苗的水平仍然太低，只有大約12%的人口打了至少一劑疫苗，這樣低的疫苗接種水平，香港很難抵禦不斷變種的新冠病毒，所以市民加快接種疫苗，是防止病毒的主要出路。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