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率領的宣講團，今早（8月23日）在政府總部出席首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宣講會。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會上發言結尾的幾句話，惹起了人們的注意。
駱主任說： 「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
「慢進也是退」，可圈可點。若然講香港解決經濟民生問題，「慢進」都已經是俾面的形容。以高樓價高租金問題為例，可以說是「不進」。以找經濟新增長點而言，頂多也只是「慢進」。駱主任是好心提個醒吧。
無論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或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他們也不光是評彈，亦有提出具體的路徑，當然香港聽不聽得進去是另一回事了。
駱主任提示的路徑是叫香港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機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中找到香港的角色，就是香港的出路。他主要有3點看法：
1、認清國家規劃要求，全面把握香港的發展方向。
2、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
3、善用國家政策支持，努力開創香港發展新未來。
而黃柳權就話，中央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從多領域支持香港，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從體制機制、平台建設等多方面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國夢也包括750萬香港同胞的香港夢。香港對接「十四五」規劃綱要，不僅包括政策、產業、市場對接，也包括理念和思路對接。
黃柳權提出的「理念和思路對接」，有劃公仔劃出腸的意思，因為香港過去和內地的發展，思路並不對接。
內地過去搞計劃經濟，每5年一個計劃。後來推行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就將指示性的經濟計劃，改為指導性的經濟規劃。但無論如何，內地規劃的長中短期目標很清晰。設定了實現中國夢的目標，定出到2049年即新中國成立100年時，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然後每一個5年規劃，都有具體政策指標，一步步朝向強國目標邁進。
過去無論政府高官或社會精英，都覺得中央的「5年規劃」和香港無關，因為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不用搞規劃。
後來中央的規劃開始把港、澳加進去，也有高官、精英私下有微詞，說香港「被規劃」。
我覺得香港的真正問題不是「被規劃」，而是無目標。過去一方面社會泛政治化，政治鬥爭不斷，把政府大部份精力扯了進去。另一方面政府因為利益的糾纒，房屋等問題急促惡化，而在經濟發展方面亦找不到真正的增長點。變成不想被人規劃，自己又苦無對策。精英們有點不想跟大陸的自傲，更有點自欺欺人，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總覺得香港要走國際化的路，認為這樣才是香港的特色，這樣才是「兩制」。但客觀結果是兩頭不到岸，香港經濟民生問題停滯不前，越搞越差。
隨著中美關係變差，香港經濟走國際化路的機遇日益減少。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壯大，香港跟阿爺走搵出路的機會與日俱增。選擇已十分明顯了，香港已找不出其他出路。
所以北京大員也不怕把話挑明，叫香港要和內地要「理念和思路對接」，不止是硬件銜接。香港精英要換腦袋，換思維了，要把融合內地發展的理念，真的內化到香港的決策當中。
有人說，思路對接，不止泛民難受，AO(政務官)也難受。我倒覺得不要特別照顧誰的感受，要解決問題。誰不同意這個方向，他又有什麼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以提出來呢？
李彤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