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率領的宣講團，今早（8月23日）在政府總部出席首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宣講會。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會上發言結尾的幾句話，惹起了人們的注意。
駱主任說： 「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
「慢進也是退」，可圈可點。若然講香港解決經濟民生問題，「慢進」都已經是俾面的形容。以高樓價高租金問題為例，可以說是「不進」。以找經濟新增長點而言，頂多也只是「慢進」。駱主任是好心提個醒吧。
無論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或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他們也不光是評彈，亦有提出具體的路徑，當然香港聽不聽得進去是另一回事了。
駱主任提示的路徑是叫香港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機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中找到香港的角色，就是香港的出路。他主要有3點看法：
1、認清國家規劃要求，全面把握香港的發展方向。
2、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
3、善用國家政策支持，努力開創香港發展新未來。
而黃柳權就話，中央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從多領域支持香港，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從體制機制、平台建設等多方面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國夢也包括750萬香港同胞的香港夢。香港對接「十四五」規劃綱要，不僅包括政策、產業、市場對接，也包括理念和思路對接。
黃柳權提出的「理念和思路對接」，有劃公仔劃出腸的意思，因為香港過去和內地的發展，思路並不對接。
內地過去搞計劃經濟，每5年一個計劃。後來推行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就將指示性的經濟計劃，改為指導性的經濟規劃。但無論如何，內地規劃的長中短期目標很清晰。設定了實現中國夢的目標，定出到2049年即新中國成立100年時，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然後每一個5年規劃，都有具體政策指標，一步步朝向強國目標邁進。
過去無論政府高官或社會精英，都覺得中央的「5年規劃」和香港無關，因為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不用搞規劃。
後來中央的規劃開始把港、澳加進去，也有高官、精英私下有微詞，說香港「被規劃」。
我覺得香港的真正問題不是「被規劃」，而是無目標。過去一方面社會泛政治化，政治鬥爭不斷，把政府大部份精力扯了進去。另一方面政府因為利益的糾纒，房屋等問題急促惡化，而在經濟發展方面亦找不到真正的增長點。變成不想被人規劃，自己又苦無對策。精英們有點不想跟大陸的自傲，更有點自欺欺人，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總覺得香港要走國際化的路，認為這樣才是香港的特色，這樣才是「兩制」。但客觀結果是兩頭不到岸，香港經濟民生問題停滯不前，越搞越差。
隨著中美關係變差，香港經濟走國際化路的機遇日益減少。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壯大，香港跟阿爺走搵出路的機會與日俱增。選擇已十分明顯了，香港已找不出其他出路。
所以北京大員也不怕把話挑明，叫香港要和內地要「理念和思路對接」，不止是硬件銜接。香港精英要換腦袋，換思維了，要把融合內地發展的理念，真的內化到香港的決策當中。
有人說，思路對接，不止泛民難受，AO(政務官)也難受。我倒覺得不要特別照顧誰的感受，要解決問題。誰不同意這個方向，他又有什麼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以提出來呢？
李彤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