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雖然對他的觀點不盡認同，但覺這本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將自由主義完全理想化，容易令年輕人受落。
海耶克在書中對政府管制強烈的計劃經濟，發出嚴厲警告，認為這種制度必導致集權暴政，他進一步論證，若拋棄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將導致自由喪失、社會壓逼和個人被奴役。
我當年讀這本書時，已察覺一個問題，如果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正確理論，為什麼美國不將之奉為圭臬，而要實行相當的干預呢？如果純粹的自由，無論在市場、在輿論場還是政治場，都可以因為無形之手而自然地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的話，為什麼美國不嘗試實行這種制度，而只是向其他國家推銷呢？
海耶克的信徒們很推崇香港的制度，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甚少，相對於美國，香港才是自由市場的典型。部份論者甚至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純粹歸因於香港殖民政府推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政策。然而，這是一種既容易、也神化了的自由市場成功論。
在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台灣及南韓，對市場的干預比香港多很多，甚至由政府主導重要經濟發展政策，例如台灣在70年代，國民黨政府謀劃發展半導體產業，1974年在台北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政府官員和科研業界開了一個早餐會，就決定要搞台積電這公司。可見，不一定是自由市場才可帶來經濟成功，反之香港的自由市場也不一定是經濟成功的主因，更可能是因為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這片廣闊的腹地。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偷運一些內地緊缺物資回大陸的窗口就已經賺到大錢。到改革開放後，香港就以前店後廠模式，食盡了內地經濟起飛的紅利。
海耶克的信徒們後來在東歐盡展所長，進行全面套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自由體系的最大實驗，是在蘇聯及東歐鐵幕在1991年解體之後，大量東歐國家採用「震盪療法」，一夜之間改成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但是，32年過去，幾乎找不到一個成功的案例。很多前東歐國家，變成了西方的附庸，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拿出一個亮麗的發展業績。反觀中國，就在這30多年間，拼發光芒，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錯誤，是假設無形之手可以達致均衡。但現實上，無論是市場、政壇或輿論場，完全自由會與均衡狀態越離越遠。就以言論自由為例，《明報》停刊了尊子的漫畫後，有人問，香港難道連政治諷刺也容不下？
2017年香港回歸20年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訪問，有一個擅玩政治諷刺的網媒發了一個帖子，將習近平稱為「屎大大」（這是使用了普通話「習大大」的諧音），這個帖子在網上瘋傳，成為習主席那次訪港最高互動量的帖子。
不要小看這些「屎大大」的諷刺文宣，它觸發年青人對國家的輕藐和污衊，可能比1000篇正正經經批評中國的文章更深入人心。言論自由可以容許理性的批評，但不能接受無止盡地激進化的偏見。但現實上，自由不會帶來自律，自由不會適可而止。
結論是，沒有界線的自由，不會讓一個國家或社會走上發展之路，反而會走上激進化的衰敗之路，經濟如是，政治也如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年93歲高齡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到處歇斯底里地推銷古典自由主義式的開放社會，但卻是「美國例外」。美國對付異見，沒有半點自由主義味道，從用莫須有的借口扼殺華為，到把激進份子送到關塔那摩監獄接受水刑逼供，不正正是海耶克口中的暴政嗎？
盧永雄
最近看到美國官媒《美國之音》一篇報導，值得分享。
故事的主角是移居英國的港人林正軒，移英之後從事滅鼠工作，被形容為「折墮」。但林正軒就大力反駁，說自己熱愛每天執老鼠屍的工作，更悟出人生哲學。
林正軒本來是香港一個活躍的反對派人士。在2016至17年間，曾任民陣副召集人。後來亦都做過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的助理，更曾參加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來在警察調查「35+顛覆案」時，林正軒害怕被捕，就在一日之內離境。
三年幾過去，林正軒在英國倫敦一間防治蟲鼠的公司工作。《美國之音》整篇報道，主要就是要否定他要靠這種基層滅鼠工作維生「十分折墮」的講法。
報道指原來林正軒小時候連曱甴都害怕，不過長大了就膽子變大，現在可以駕輕就熟執老鼠屍。他形容「摸下去，哦！硬繃繃、凍冰冰，即是好似以前的倉鼠死了那樣(他曾飼養倉鼠)，所以我完全沒有一個如很核突、很驚恐的感覺。」
不過從第三者角度去評價，恐怕執老鼠屍而不覺核突，並不是普通人的感覺。
《美國之音》報道亦指，林正軒是在浸會大學攻讀社會政策，擁有大學學歷，如今做滅鼠工作，並不是紆尊降貴。報道亦承認，近年經常困擾移英港人的一個議題，就是就業配套不足。多份民調顯示，不少港人因為學歷和專業資格未獲英國承認，從而無法找到原來在香港任職的工種。
不過林正軒就表示，在英國從事「滅蟲師」的收入，在扣除應交稅款後，高過香港的滅蟲同業，每個星期的工時亦較短，所以待遇都可以接受。他說：「誠實地講， 任職滅鼠工作之後，從來沒有一個我很差的感覺。」
從第三者的角度去評論，移民外地學歷和工作經驗不被承認，就很難找到理想工作。
我曾經在一個本地論壇上，看到「英國搵工難」的討論。英國的失業率4.4%，不算極高。有一個應該是已經移居英國的網友留言這樣說，「白領是很難搵工，藍領就好易，中高層就難，低層就比較易。同樣低層白領又要一段時間收CV，又排期見工又揀人，藍領望兩望就試工，然後就請。」
這的確是現實的寫照，我自己亦有不少移英的朋友，已經成為麵包廠工人或是倉務員，特別是半夜看倉的工作，更加容易找到，現實點說，這些都是當地人不願意做的低下階層工作。
《美國之音》繼續講林正軒的故事，主要想否認一個昔日在香港從事民主活動的港人，在英國做滅鼠是十分折墮。林正軒說，「他們形容說我很悲慘，說到好像三餐不繼，很後悔那樣，我覺得這是他們『大外宣』的一個方針。」
對一個正常智力人來說，恐怕執老鼠屍不是一個理想的工作，恐怕也不是受中國「大外宣」影響吧。反倒是《美國之音》指鹿為馬，叫入嚮往執鼠屍，美國「大外宣」的味道更強一點。
《美國之音》的報導
報道連標題都充滿政治性，說「移英港人滅鼠專家 感慨英國善待老鼠 比港府打壓政治犯還要好」。而這個所謂英國善待老鼠，只是說滅鼠都不能夠虐待牠們，不能夠用滾水淥牠們，將他們折磨至死。
從第三方的角度來評論，香港其實亦有防止虐待動物的法例，《美國之音》竟然可以將這些事件昇華到英國善待老鼠，真是受訪者夠膽講，也要《美國之音》也夠膽幫手傳播。
林正軒的故事，令我想起幾十年前的一個經歷。當時去探望一個親戚，只見那幢舊樓的看更是一個很斯文的中年人，有空就在看書。和他聊一下，聽著他帶濃重北方口音的廣東話，才知道他是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他在內地本來是醫生，來到香港資格不被承認，只找到最容易找的工作，就是做看更。
這位醫生先生說，當時70年代內地收入很低，在香港做看更的人工，高過在內地做醫生。他很現實，用半鹹淡的廣東話說：「馬死落地行」。他不會說做看更的工作很好，因為這個已經是他能夠找到最好的工作。他的總結是，移民異地，寄人籬下，就是這樣了。
現在想想，香港人移民外國，處境其實和當年大陸人移居香港，沒有太大差別，能夠做回自己本來的專業工作只是極少數，馬死落地行的卻是大多數。
林正軒的故事，讓我想起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年少時讀此名著時已在想，阿Q若不是有這種思維，他的日子可能很難過吧。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