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雖然對他的觀點不盡認同,但覺這本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將自由主義完全理想化,容易令年輕人受落。
海耶克在書中對政府管制強烈的計劃經濟,發出嚴厲警告,認為這種制度必導致集權暴政,他進一步論證,若拋棄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將導致自由喪失、社會壓逼和個人被奴役。
我當年讀這本書時,已察覺一個問題,如果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正確理論,為什麼美國不將之奉為圭臬,而要實行相當的干預呢?如果純粹的自由,無論在市場、在輿論場還是政治場,都可以因為無形之手而自然地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的話,為什麼美國不嘗試實行這種制度,而只是向其他國家推銷呢?
海耶克的信徒們很推崇香港的制度,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甚少,相對於美國,香港才是自由市場的典型。部份論者甚至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純粹歸因於香港殖民政府推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政策。然而,這是一種既容易、也神化了的自由市場成功論。
在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台灣及南韓,對市場的干預比香港多很多,甚至由政府主導重要經濟發展政策,例如台灣在70年代,國民黨政府謀劃發展半導體產業,1974年在台北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政府官員和科研業界開了一個早餐會,就決定要搞台積電這公司。可見,不一定是自由市場才可帶來經濟成功,反之香港的自由市場也不一定是經濟成功的主因,更可能是因為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這片廣闊的腹地。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偷運一些內地緊缺物資回大陸的窗口就已經賺到大錢。到改革開放後,香港就以前店後廠模式,食盡了內地經濟起飛的紅利。
海耶克的信徒們後來在東歐盡展所長,進行全面套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自由體系的最大實驗,是在蘇聯及東歐鐵幕在1991年解體之後,大量東歐國家採用「震盪療法」,一夜之間改成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但是,32年過去,幾乎找不到一個成功的案例。很多前東歐國家,變成了西方的附庸,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拿出一個亮麗的發展業績。反觀中國,就在這30多年間,拼發光芒,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錯誤,是假設無形之手可以達致均衡。但現實上,無論是市場、政壇或輿論場,完全自由會與均衡狀態越離越遠。就以言論自由為例,《明報》停刊了尊子的漫畫後,有人問,香港難道連政治諷刺也容不下?
2017年香港回歸20年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訪問,有一個擅玩政治諷刺的網媒發了一個帖子,將習近平稱為「屎大大」(這是使用了普通話「習大大」的諧音),這個帖子在網上瘋傳,成為習主席那次訪港最高互動量的帖子。
不要小看這些「屎大大」的諷刺文宣,它觸發年青人對國家的輕藐和污衊,可能比1000篇正正經經批評中國的文章更深入人心。言論自由可以容許理性的批評,但不能接受無止盡地激進化的偏見。但現實上,自由不會帶來自律,自由不會適可而止。
結論是,沒有界線的自由,不會讓一個國家或社會走上發展之路,反而會走上激進化的衰敗之路,經濟如是,政治也如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年93歲高齡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到處歇斯底里地推銷古典自由主義式的開放社會,但卻是「美國例外」。美國對付異見,沒有半點自由主義味道,從用莫須有的借口扼殺華為,到把激進份子送到關塔那摩監獄接受水刑逼供,不正正是海耶克口中的暴政嗎?
盧永雄
最近看到美國官媒《美國之音》一篇報導,值得分享。
故事的主角是移居英國的港人林正軒,移英之後從事滅鼠工作,被形容為「折墮」。但林正軒就大力反駁,說自己熱愛每天執老鼠屍的工作,更悟出人生哲學。
林正軒本來是香港一個活躍的反對派人士。在2016至17年間,曾任民陣副召集人。後來亦都做過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的助理,更曾參加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來在警察調查「35+顛覆案」時,林正軒害怕被捕,就在一日之內離境。
三年幾過去,林正軒在英國倫敦一間防治蟲鼠的公司工作。《美國之音》整篇報道,主要就是要否定他要靠這種基層滅鼠工作維生「十分折墮」的講法。
報道指原來林正軒小時候連曱甴都害怕,不過長大了就膽子變大,現在可以駕輕就熟執老鼠屍。他形容「摸下去,哦!硬繃繃、凍冰冰,即是好似以前的倉鼠死了那樣(他曾飼養倉鼠),所以我完全沒有一個如很核突、很驚恐的感覺。」
不過從第三者角度去評價,恐怕執老鼠屍而不覺核突,並不是普通人的感覺。
《美國之音》報道亦指,林正軒是在浸會大學攻讀社會政策,擁有大學學歷,如今做滅鼠工作,並不是紆尊降貴。報道亦承認,近年經常困擾移英港人的一個議題,就是就業配套不足。多份民調顯示,不少港人因為學歷和專業資格未獲英國承認,從而無法找到原來在香港任職的工種。
不過林正軒就表示,在英國從事「滅蟲師」的收入,在扣除應交稅款後,高過香港的滅蟲同業,每個星期的工時亦較短,所以待遇都可以接受。他說:「誠實地講, 任職滅鼠工作之後,從來沒有一個我很差的感覺。」
從第三者的角度去評論,移民外地學歷和工作經驗不被承認,就很難找到理想工作。
我曾經在一個本地論壇上,看到「英國搵工難」的討論。英國的失業率4.4%,不算極高。有一個應該是已經移居英國的網友留言這樣說,「白領是很難搵工,藍領就好易,中高層就難,低層就比較易。同樣低層白領又要一段時間收CV,又排期見工又揀人,藍領望兩望就試工,然後就請。」
這的確是現實的寫照,我自己亦有不少移英的朋友,已經成為麵包廠工人或是倉務員,特別是半夜看倉的工作,更加容易找到,現實點說,這些都是當地人不願意做的低下階層工作。
《美國之音》繼續講林正軒的故事,主要想否認一個昔日在香港從事民主活動的港人,在英國做滅鼠是十分折墮。林正軒說,「他們形容說我很悲慘,說到好像三餐不繼,很後悔那樣,我覺得這是他們『大外宣』的一個方針。」
對一個正常智力人來說,恐怕執老鼠屍不是一個理想的工作,恐怕也不是受中國「大外宣」影響吧。反倒是《美國之音》指鹿為馬,叫入嚮往執鼠屍,美國「大外宣」的味道更強一點。
《美國之音》的報導
報道連標題都充滿政治性,說「移英港人滅鼠專家 感慨英國善待老鼠 比港府打壓政治犯還要好」。而這個所謂英國善待老鼠,只是說滅鼠都不能夠虐待牠們,不能夠用滾水淥牠們,將他們折磨至死。
從第三方的角度來評論,香港其實亦有防止虐待動物的法例,《美國之音》竟然可以將這些事件昇華到英國善待老鼠,真是受訪者夠膽講,也要《美國之音》也夠膽幫手傳播。
林正軒的故事,令我想起幾十年前的一個經歷。當時去探望一個親戚,只見那幢舊樓的看更是一個很斯文的中年人,有空就在看書。和他聊一下,聽著他帶濃重北方口音的廣東話,才知道他是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他在內地本來是醫生,來到香港資格不被承認,只找到最容易找的工作,就是做看更。
這位醫生先生說,當時70年代內地收入很低,在香港做看更的人工,高過在內地做醫生。他很現實,用半鹹淡的廣東話說:「馬死落地行」。他不會說做看更的工作很好,因為這個已經是他能夠找到最好的工作。他的總結是,移民異地,寄人籬下,就是這樣了。
現在想想,香港人移民外國,處境其實和當年大陸人移居香港,沒有太大差別,能夠做回自己本來的專業工作只是極少數,馬死落地行的卻是大多數。
林正軒的故事,讓我想起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年少時讀此名著時已在想,阿Q若不是有這種思維,他的日子可能很難過吧。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