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兩宗國安案件同時審結，結果南轅北轍。「屠龍案」大多數被告脫罪，而「立場新聞案」被告全數入罪。
先講「屠龍案」，除了事前已認罪的幾個主犯外，7個被告有6個被陪審團裁定脫罪，只有被告賴振邦的串謀導致爆炸罪成。
控方指，2019年12月8日民陣舉辦由維園行至中環遮打花園的大遊行，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期間警方在多區搜出手槍、子彈等武器，而涉案的兩枚炸彈，一大一小，兩者相距127米，按計劃會放置在遊行隊伍行經的軒尼詩道英皇中心，先引爆小炸彈引警員去現場，再引爆威力達400米半徑的大炸彈，有組織進行無差別式襲擊，一旦爆炸會造成嚴重傷亡；另安排槍手以長槍射擊警員，當警員倒地後，進行「全民執槍」。涉案的主要參與者吳智鴻和黃振強等已經認罪。
控方證供指，張俊富、張銘裕、嚴文謙、李家田為屠龍小隊成員，屠龍小隊領導者黃振強曾向他們講及本案計劃；賴振邦及許湛榮屬於主謀吳智鴻一方，賴振邦爆竊大學實驗室找化學原料製造炸彈、測試引爆裝置，以及到華仁書院協助吳智鴻製造炸彈；他們的對話顯示，吳智鴻稱會與許就行山試槍一事探路，涉案者被捕後，許湛榮在吳智鴻一方的群組說「清嘢」。劉佩凝則與黃振強共同管理眾籌頻道「育龍」，曾協助上載屠龍小隊精華片，使用戶口收款等。
最後3男6女陪審團經過約20小時退庭商議，只裁定被告賴振邦串謀導致爆炸罪罪成，其他人全部脫罪。由於是陪審團判決，他們的決定理據如黑盒一樣，不會公布，特別是不知道其他有深度參與被告可以脫罪的原因。
有兩點值得注意：1. 陪審團判定事實後，控方不能就事實判定上訴。2.《香港國安法》第46條規定，案情不適合陪審團審理的案件，可以採取無陪審團審理程序。但「屠龍案」發生在2019年12月8日，早於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生效日，只能以《反恐條例》起訴，在高院由陪審團審訊。
再講情況完全不同的「立場新聞案」，這宗案由於情節沒有那麼嚴重，在區域法院審訊，區院不設陪審團，由一名法官審訊。
《立場新聞》被控「串謀或複製發布煽動刊物」案，《立場》母公司、前《立場》總編輯鍾沛權及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裁定罪名成立。主審法官郭偉建裁定，涉案17篇文章中，有11篇被裁定具煽動意圖，包括何桂藍的專訪、陳沛敏、區家麟、羅冠聰等人撰寫的博客文章。
郭偉建在判詞指出，煽動罪條文中「憎恨」、「藐視」、「離叛」、「不滿」等煽動意圖字眼，不能憑空應用，須考慮到案發時代背景，以及罪行制訂目的在防止煽動言論對國家安全或公眾秩序及安全造成潛在破壞，目標為禁止有意破壞中港政府權威、特區憲制秩序或地位、香港司法制度或損害中港政府與居民間的關係。
判詞續指，上訴庭案例指出須平衡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言論出版自由，裁定適當平衡為發佈者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都可以定罪，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同時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案發時政治氣氛極為熾熱，大量市民不滿甚至反對中港政府，在此背景下裁定17篇涉案文章中，有11篇具有煽動意圖。
「立場新聞案」由於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判案理由，和「屠龍案」陪審團黑盒式判案有別。這讓我想起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早前對陪審團判處國安相關案件的評論。
江樂士指出，在普通法司法體系內有一項共識，即陪審團並不適合某些特定案件，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例如在英國，於2003年生效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只要法官相信存在陪審團受到影響的風險，就應該採取避免此類風險的措施，包括免除陪審團而僅由一名法官負責審案，以確保司法公正。
他又提到如在北愛爾蘭，由一位法官獨自審理的案件司空見慣。這一安排始於1973年，主要因應眾多涉及恐怖主義行為的刑事案件，案發高峰期間多達每年300多宗無陪審團審案。江樂士認為，此項司法程序原則同樣適用於香港特區，前提是沒有陪審團參與庭審的安排必須符合確保司法公正的需要，而且僅限於涉及國安法的案件。
現在比較兩案，更令人覺得陪審團的確不宜審理國安案件。幸好在《香港國安法》訂立後，已堵塞了這個漏洞。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