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顛覆案被告求情結束，細看這些人的求情理由，的確令人對人生有更多感悟。
被定罪的罪犯向法庭求情。法官考慮是否減刑的關鍵因素之一，是被告有沒有悔意（Remorse），這方面的原則清楚不過，而律師應該最清楚求情的本意。不過看到「35＋」 案被告的求情，令人質疑部份代表律師是否懂得法律。認罪的被告可以分為幾類：
第一是正確求情類，其中身為大律師的楊岳橋可以說是佼佼者。楊岳橋在2017年出席聲援反東北案被告集會時表示，因為反東北案而被判入獄的人，「這個案底是令他們人生變得更加精彩」。外界回想此事，很想知道楊岳橋怎樣為自己求情。
楊岳橋親自撰寫求情信，由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在庭上宣讀，表示「對犯案感到難堪和後悔，當初應該拒絕否決財政預算案，不應幼稚和盲目地反對政府，令政治形勢惡化，而且連累黨友」。他直言對犯案感到「羞恥」。由於楊岳橋是認罪的被告，再加上他的求情是直接表達悔意，這種是最典型的求情。
第二是玩弄技巧類。比較多的被告一方面希望求情獲得減刑，另一方面又不想承認犯錯，以免被指為「二五仔」，所以主要就一些技術問題爭辯，例如蓄意調低自己的參與度，就如首被告戴耀廷的代表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戴耀廷並非「首要分子」，屬於最低級的「其他參與者」類別，應該判刑2年。法官陳仲衡反問，黃繼明把戴歸類為「其他參與者」，那黃認為案中誰是「首要分子」？
另外有些被告求情時指，自己本身都不相信計劃可以實現，通俗點說只是「齋噏」，例如代表范國威的大律師吳靄儀辯稱，「35+」計劃根本無法實現。但法官陳慶偉質問，若各被告真誠不相信計劃會成功，是否代表當初他們在所謂「初選」中利用35+計劃拉票造勢，只是欺騙所謂「初選」中投票的市民？吳靄儀辯稱選民投票的理由很多。
第三類是政治宣傳類。有一些被告擺明不會認錯，知道愈講就愈會變成不是減刑，而是加刑，例如像何桂藍那樣，索性由代表律師宣示自己並無案底，然後就沒有其他要說的。
比較特別的是任職護士的余慧明，她的代表律師在庭上讀出余慧明親自撰寫的求情信，提及她時至今日仍認為自己「全無過錯」。法官陳慶偉馬上阻止辯方繼續讀出內文，批評「這根本不是求情信，這是政治言論，法庭之外，隨便你，你喜歡可以走到街上說，但不要在我的法庭內朗讀」。
法官李運騰亦質疑，余慧明的求情信內容不見對余減刑有何幫助。辯方律師解釋稱，上述是余慧明還押後得出的想法，陳慶偉官反駁指「要讀便在法庭外讀，無論如何我都看不到當中有任何悔意，儘管我們不要求被告表露悔意。」辯方試圖再解釋，余慧明政治經驗有限，對定罪存在「真誠疑問」，若表達悔意或令人質疑其信念，陳慶偉官回應道：「那就不要求情，你大可不必求情！」
律師作為法院人員（Officer of the court），其實有責任合理地代表被告在庭上發言，代表被告在庭上宣讀政治宣言不單其行為不當，其代表律師亦有問題。
總括而言，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有其自身的原則。即使普通人不懂，代表律師甚至是被告如身為律師，就應該要明白。看這些被告求情，大多既想減刑，又想維持自己的顏面，的確可以看出人生百態。最後要問：「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