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為基本法23條立法劃下死線，要在明年完成立法。
香港有一種思想，認為2019年黑暴事件已逐漸過去，香港正回復「正常」，不要搞得太政治化，國安問題要柔性處理，23條立法可拖則拖，特區政府應該先集中精力搞經濟民生問題。他們認為再講政治問題，會嚇怕外商，香港經濟難以復常。
這是香港傳統精英的一種「懷柔思想」，多少有點捨難取易。遇到政治問題可避則避，避免和反對派發生衝突。但回歸26年的政治現實是，建制派越懷柔，反對派越激進。你不講政治，人家講政治。建制派對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避而不談，反對派就按他們的劇本天天講，最後就出現一個習非成是的局面。
國家大國崛起，面對的問題千頭萬緒，卻不會捨難取易，很多時對看似矛盾的目標，亦要同時達成，結果就總結出對不同的目標要「兩手抓」的思維，兩手抓，兩隻手都要硬。
舉個例子，習近平主席2002年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提出發展浙江的「八八戰略」，就是要同時達成多種矛盾的目標。最典型的是既要GDP、也要綠色環保。這種看似不可能的任務，20年後去看，浙江堅持下來，終於做到了。浙江抓GDP和抓環保的兩隻手都硬。
說香港搞23條立法，外資就不來了，只能二選一，其實這也是一個偽命題，或許美國政府會這樣講，但即使是美資也不會這樣想。
現實點去看，香港的國安相關立法以及執行機制，怎麼說也會比內地寬鬆。既然內地對國安問題執法嚴謹，那麼外資就不去大陸投資了？
去年環球投資環境很差，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同比下降12%。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難得地保持了上漲勢頭——2022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232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3%。
今年形勢更加嚴峻，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今年一季度全球外商投資同比下降25%。中國同樣受到了影響。今年1至9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200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8.4%，仍然遠優於全球平均，這還是在拜登政府不斷警告外資小心到中國投資的背景下，中國做到的成績。
香港也要有兩手抓的思維。抓國安和抓經濟，兩隻手都要硬。不要再奢望中美關係可以回復到以前的親密階段，即使見到短期的和緩，也只是變奏而非主調，兩國鬥爭的主旋律改變不了。所以香港就要把好國安關，立好23條相關法律，不要成為外國狙擊中國的軟肋，不要讓香港有機會爆發顏色革命，禍及中央。
香港在維護國安的同時，仍然要大力發展經濟，要跳出傳統的思維，尋找新的機遇。從大力發展家族辦公室、開放3000萬以上的投資移民、容許外國駐港機構人員多次免簽返回內地，到大力發展人民幣業務、以及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港投資，這些搶生意的努力，和保護國安的目標，並行不悖。
結論是香港如果不穩定，經濟發展根本無從談起。看似矛盾的目標，也有統一的面向。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