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7年，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談到香港浴火重生，他指香港最大變化是，由受外人凌辱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央的掌上明珠。香港亦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
鄭主任幾句總結，令人感受殊深。香港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百年恥辱，一朝昭雪。但英國人不懷善心，不願見到香港回歸祖國，港人治港成功，就在移交治權前的十多年，急急開放政制，在港引入對抗式民主，把香港這列回歸快車，引向出軌之路。誓要把香港由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發展，就可以看到香港曾經出軌之路。過去香港人均產值長期高於新加坡。不過，兩地的人均GDP從2003年開始分道揚鑣，那一年香港對抗式政治初露頭角，反對派搞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香港的人均GDP也在那一年開始被新加坡超越，獅城從此一騎絕塵。到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84714美元，香港是50030美元，兩者差距巨大。
去年5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指雙城之爭新加坡贏了香港，除了列舉兩地的GDP數字，更加將話題扯到香港的《國安法》上。《經濟學人》將香港的經濟問題歸咎為政治不夠民主，其實新加坡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嚴苛，文中的評論充滿了西方的偏見。現實剛好和《經濟學人》的分析相反，回歸頭25年，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政治過度民主，或者嚴謹點說，是走上了對抗式民主的歪路，令香港從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了一個政治城市，結果GDP被新加坡拋離。
香港對抗式政治的毒素，從方方面面沁透出來。
第一，耗盡政府的精力。或許《經濟學人》當日有一點是說得對，是指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最大的分歧是在於「治理」，報道引述學者指，治理的定義為「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特區政府在回歸頭25年，逐步失去在經濟方面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因為首先政府的關注點是在政治而非經濟 ，其次即使政府還有一點餘力去搞經濟，亦都是被反對派打壓得體無完膚，談何規劃能力。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對派天天喊著要官員下台，官員最佳的回應方式有兩種，一是投降，完全向對方的價值趨同，二是龜縮，基本是不幹事不作為。這兩種反應都嚴重影響了 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香港經濟大多數是放任式的發展，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城市衍生出來的劣質管治現實。
第二，反對派直接干政。反對派為了達到上台執政的目標，採取極端的干政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行為是在立法會拉布。一開始的時候仍然有泛民的議員覺得這樣阻礙政府的運作，對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激進的對抗式政治出現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愈激進愈有市場，首先是泛民當道，接著就是出現激進的長毛和黃毓民，再接著就是更加激進的港獨小將。傳統泛民為了保住選票，亦都要向激進政治靠攏。結果立法會就由小吵小鬧，變成財委會全面拉布。政府連工程款都支出不，因為拖數而要打電話向工程顧問公司道歉。正常一年1000億的財委會撥款，結果到後期只撥出了100億左右，撥款機制失靈，就好像人的血管阻塞一樣，隨時中風，香港經濟，陷於停滯。
第三，地產愈搞愈貴。在香港政治全面激進化的同時，既得利益集團都看到政治空檔，暗中大量支持反對派，結果就出現一些環保政客，口說得漂亮，實際上是反對填海和任何開發土地的方案，令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大減，樓價飛速上漲。大家齊來分食地產泡沫的大餅，香港開始竭澤而漁。
結果2019年來一個總爆發，阿爺出手，一下子就是將香港這列脫軌火車，重新拉回協商式民主的軌道上。
正如鄭主任所言，香港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長治久安可感可期，雖然有一些外人對此大為不爽，出言不遜，但他們唯恐香港不亂的陰謀不可能得逞。
新一屆政府感覺煥然一新，務實高效，帶領香港從新變作經濟城市，未來發展可期。新加坡有先發之優勢，香港有背靠祖國這個龐大經濟火車頭之利，在迎接回歸27周年之際，中央再宣布惠港政策，內地居民旅客自香港進境內地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額度，由現時人民幣5,000元，大幅提升一倍多至人民幣12,000元，同時保留在進境口岸免稅店額外購買人民幣3,000元免稅商品政策，即額度合計人民幣15,000元，有助提升香港作為旅遊首選目的地的地位。所以說，在這場發展經濟的長途賽中，鹿死誰手，未可逆料。
正如莎士比亞筆下《暴風雨》的名句：「凡是過去，皆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在國家扶持下，香港的新一頁，才剛剛打開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