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因為有深層政府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本周一（10月14日）宣布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3名美英學者獲獎。他們是3位任職美國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分別是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士.羅賓遜（James A.Robinson），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如何影響經濟的研究。

在獲獎3人當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出版的名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就嘗試系統地回答「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個世紀命題。

3人獲獎讓美國的反華政客和中國的反政府「公知」興奮了一陣，因為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中，曾經預言在專制體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將走向沒落。如今兩人獲得諾貝爾獎，重燃這些人對中國崩潰的執念。毫無疑問，我們可以重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著作，檢視一下這兩位大教授的理論框架及分析高見。

賈德.戴蒙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但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這的確是一個世紀命題。富國似乎集中在溫帶，窮國就集中在熱帶或是撒哈拉非洲，到底繁榮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是如賈德.戴蒙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言，是由風土和物種的地理因素影響？還是如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明》中，講述宗教、文化對發展的助力？抑或是窮國官員的水平比較低下，甚至是人種低下，想不出好的政策？

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明》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提出另一個解釋，認為決定國家的成敗不是地理、文化或是領導人的水平，而是制度。他們的主要理論認為，繁榮和富裕的關鍵在於社會採取何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和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保護個人權益，並在政治上廣泛分享權力，鼓勵多元思想，這就是一種「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國家就會走向繁榮。反之，政治經濟利益只是由少數精英把持，這些特權階級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會阻礙競爭，這種是「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這種制度就會走向衰敗。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兩位作者以此歸結出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有良好的制度，促進了公平的法律，社會治安有序，亦有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所以能夠持續繁榮。相反地，如果權力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缺乏制衡和監督，這些社會就會難以發展。兩名作者當時亦毫不諱言地對中國作出分析，認為中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向包容性經濟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可以持續。

平情而論，兩名作者提出的分析框架有參考價值，就是「廣納型制度」自然會吸納人才和資金，有利經濟持續發展，邁向繁榮富裕。「榨取型制度」則造就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不利吸納人才和資金，就無法發展起來。問題是，但真正的問題不是理論框架，而是如何以理論框架來分析現實。到底現實的中國是不是一個「榨取型制度」呢？現實的美國又是不是一個「廣納型體制」呢？

兩位作者的背後假設是，如果不採取西方式民主制，特權精英就會利用制度榨取公共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但看看中國的發展，事實並非如此，特別是過去十多年，中國致力滅貧和打貪，解決了最後9000萬人口的貧困問題，徹底滅貧。與此同時，亦大力打擊貪污，政府為追求人民幸福生活，殫精竭慮。反觀美國表面上有一個4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制度，但背後就被深「深層政府」（deep state)把持，石油商、軍火商、華爾街統治了美國。表面上人人有票，實際上貧富極為懸殊，結果就出現所謂1比99的問題，即是百分之一的人佔據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這種權力壟斷牢不可破。

其實美西方的制度，早已被deep state吃透扭曲，已經由「廣納型」慢慢變成「實質榨取型」，不過只是以更隱晦的形式進行。套用兩位作者的分析，這些經濟即使短期內出現成長，但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會阻礙競爭，不利創新。看看美國現在以超重關稅來保護他們的電動車、太陽能和鋰電池產業；借禁止出售高端芯片給華為，禁止自己和盟友採購華為的5G設備，用來打擊對手以扶助本國企業。美國的deep state和大財團休戚與共，為了保持財團的利益，全面阻礙競爭，這才真正不可持續。試問美國如此「廣納型」的體制，為何每年因槍擊死亡超過4萬人，卻想禁槍也禁不了，只因軍火商的反對，美國真的制訂了「公平的法律，讓社會治安有序」嗎？

可以這樣總結， 3名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提出了一個很好的理論框架，去分析國家為何失敗。但當他們將現實套入這個框架時，就難免有西方的偏見，只是看到中國的小毛病，看不到美國的大問題。如果這兩個作者的預測準確，現在與他們出書時已相差了12年，中國經濟早應該崩潰，不會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亦不會威脅到美國要完全推翻自己當年推動的全球化，變成一個鼓吹關稅保護主義的國家。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了這兩名教授理論框架正確，但分析現實錯配。諾貝爾經濟學獎，亦不過如此了。

盧永雄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10 月16日發表2024年度《全球經濟自由度報告》，去年失落榜首的香港，重回世界第一，在國際貿易自由和監管兩方面都位列榜首。

特區政府回應指，排名反映香港巿場自由優勢獲得國際認同，但報告對於香港經濟和其他方面自由的論述，希望日後報告可以充分反映事實。有批評者就指，香港整體分數急劇下降。

但問題是為何香港分數下降，但仍然能夠重奪世一呢？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這個《全球經濟自由度報告》，固然是從西方角度評價不同經濟體的自由度，報告涵蓋165個經濟體，按2022年各地的狀況，分出5個方面的評估，包括一、國際貿易自由；二、監管；三、穩健貨幣；四、政府規模；五、法律制度與產權。香港在5個方面整體取得8.58分，以0.03分之差超越新加坡，重返榜首。第3名是瑞士，第4名是新西蘭，第5名是美國。

我詳閱了菲沙研究所的報告，發覺這份以西方角度撰寫的報告，的確是揭露了一些問題，其中有一點最為重要，顯示全球經濟自由的總分，從2000年得分6.19起，世界經濟自由評分一直上升，到2019年達到6.8的高峰，但是其後連續3年急速滑落，如今回落到6.56， 可以說是自2012年起整個10年環球經濟的自由發展，被3年的逆流一筆抹去。

全球經濟自由的總分在2019年達到6.8的高峰,後開始下滑

菲沙研究所這份環球經濟研究報告，緣起於上世紀80年代由芝加哥自由經濟學派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發起的6個國際會議，結果就出版了3本有關經濟自由的書籍，由此開始搞這個世界經濟自由報告，藉此量度不同經濟體的經濟自由發展。回看過去20多年的發展，中國在2001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個時代開始全球化步入高峰，環球貿易壁壘減少，全球進入一個大分工的年代。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環球的經濟自由不斷增長，到2019年達到高峰。

不過環球經濟自由的逆流由美國推動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開始，要和中國開打貿易戰，單方面大幅增加中國產品的關稅。到2021年總統拜登上台，一直延續特朗普的保護性關稅政策，更進一步限制對中國先進芯片的銷售，同時亦都以高關稅限制中國的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及太陽能產品入口。美國大搞貿易壁壘，並且發動加拿大和歐洲等國追隨，特別針對中國的電動汽車。

另一條平衡的主軸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企業華為，發動盟友以國家安全為由，不要採購華為的5G產品，亦都限制向華為出售高端的手機芯片。

過去美國是自由貿易的鼓吹者，因為他在遊戲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但自特朗普開始，就認為這場全球化遊戲不好玩了，因為美國不是最大得益者，結果就大力推動全球性的保護主義，令全球化名存實亡。菲莎研究所公布全球經濟自由指數，美國的官媒《自由亞洲電台》還對香港重奪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冷嘲熱諷，指香港的經濟自由持續下降，要保持警醒。

其實美國是破壞全球經濟自由的始作俑者，為何以西方的標準，香港的經濟自由度下降，還可以重奪世界第一？這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經濟自由度跌得更厲害，以一句俗話形容，美國真是「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了。美國一個自由經濟的中學生，還好意思笑香港這個大學生？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