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全世界都在尋求經濟發展機遇，但英國有一個自殘政策，為全球各地的理財中心帶來商機。
英國首都倫敦曾經是全球富豪熱衷的定居地，但現在情況變了。英國脫歐、沒收俄羅斯富豪資產、政治充滿不確定性，加上稅制改革，正在推動外國富豪加速逃離倫敦，當中稅制改革影響最大。
今年3月，上屆保守黨政府任內，時任英國財政大臣侯俊偉宣布，從2025年4月起，取消非居民稅收制度。以前在這個非居民稅收制度允許在英國常住的外國富豪，不必為他們在海外賺取的收入或資本增值交稅，除非他們將錢匯入英國。這是一個對海外富豪離岸收益的免稅優惠，但侯俊偉提出的新稅收政策規定，在英國居住超過4年的個人，無論是否非居民，都要就他的海外收入繳納稅款。
這個政策是上屆保守黨政府制定，但是工黨政府上台之後無意改變，表示將繼續支持落實這個改革。這個對外國富豪海外收益徵稅的政策，既政治正確，有劫富濟貧的味道，亦有實際需要，因為脫歐之後英國的財政黑洞太深。工黨首相施紀賢抱怨上屆政府為他遺留一個財政爛攤子，自然很難取消這些增收稅款的建議。
不過，新稅收政策加速富豪外逃，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多國的理財顧問都收到大量來自英國富豪的居留諮詢，這些外國富豪都想逃離倫敦。
據《2024年亨利私人財富遷移報告》顯示，英國今年將預計會失去9500個富翁，2023年只是流失4200個，今年將會創下紀錄。而瑞銀發表的《2024年全球財富報告》更預測，到2028年英國可能會失去六分之一的富翁，成為失去最多富翁的國家。英國媒體報道，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2000年代，大批頂級富豪從非洲、亞洲、中東和歐洲大陸遷移至倫敦，然而近日這個趨勢開始逆轉，越來越多富翁逃離英國。
英國媒體訪問了印度億萬富翁普納瓦拉，他認為英國取消非居民稅收制度對英國非常不利，或許有少部分人會願意支付這筆稅款，但大部分人都不願意，他們會選擇逃離。
尼日利亞籍的富豪巴西姆更加表示，定居倫敦的體驗是奢侈和愉快的，但如今他要搬家了。對於超級富豪而言，保護家族財富以造福子孫後代的願望，遠遠超過了移居另一個國家的麻煩。如果繼續居留在英國，他將要繳付數百萬鎊的稅款。
英國這個自殘行動，為香港帶來機遇。據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今日聯合發布第3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在全球121個金融中心之中，香港總排名近日上升1位至第3位，在亞太區居首。其中在投資管理排名躍升至全球第一。
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蓬勃，2023年年底管理的資產規模較之前一年增長約2%至逾31萬億元，淨資金流入接近3900億元，按年大增逾3.4倍。大量富翁因為英國改稅制而逃離倫敦，香港要抓緊這個機遇，努力做好宣傳拉客。香港並無資產增值稅，亦無遺產稅，利得稅率16.5%，稅制簡單透明，本來已經較倫敦優勝。加上香港不會對並非源自香港的收入徵稅，這個正好解決了富翁逃離倫敦的問題。
英國新一屆工黨施紀賢政府改弦更張，聚焦經濟，英國外相林德偉本周將會訪華，尋求和中國重修舊好，改善經貿關係。但英國政府礙於財政黑洞太大，難以扭轉加稅的建議，這就等如在國際理財中心業務上讓競爭對手半臂，香港就不要客氣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