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隋代結束了烽火亂世，但百姓們似乎還未能鬆一口氣，只因為百姓仍苦受水旱之災的困擾。為了紓緩水災帶來的影響，隋文帝採納了工部尚書長孫平的建議，沿漕運水道廣設官倉與義倉，以防備荒年。《貞觀政要》就指出，當時隋朝糧倉「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可以說大唐能得以盛世，隋朝的儲糧還是有幾分功勞的。糧食充溢看似是文帝治國有方的象徵，而這本應是文帝一大功，卻沒有人想到文帝為災害而設的常平倉並非為民造福之策，而是百姓痛苦之源。
隋文帝畫像（網上圖片）
長孫平上書建倉之策時有提及「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即是糧倉的積糧是百姓在官府的「勸喻」下所交納的。這不禁讓人疑這到底是不是稅外稅的幌子呢？不過當中的「勸」字又似乎有一絲自由、自願性質之感，加上尚未有硬性的徵收數額，姑且算是為民造福之策吧。可是，到了開皇十六年，隋文帝下發的詔書上就有明確寫明「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因為這道詔旨，本來由勸募當社成員和本地社司負責運行的義倉一下子變成由州縣管理。就是說，自願勸募變成了強制性的按戶徵收，徹底地抹去那自由的色彩。
豐圖義倉（網上圖片）
文帝當然也不大在乎那塊遮羞布，只是由自願交納硬生生變成了一項必交的稅務項目後就苦了本就沒田可耕的百性。陝州南山有一寡婦，年收僅有8斗糧，卻非要交上4斗義倉糧不可。因為既逃不過朝廷之責，又交不上義倉糧，唯有撞牆而死。時人面對義倉弊病，也忍不住高呼「義倉義倉，倉在官府，義在何方，賣兒賣女，也得交糧。賑濟未見，人已死亡！」義倉不僅變成了國家可隨意支用的官倉，更成為了一種剝削制度。百姓未蒙義倉之利，反先受其害。
如上述所言，隋朝義倉自開皇五年到十六年間的短短十載，便倉儲盈溢。然而，在水旱災異前，文帝全國性派糧救災實在屈指可數。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農田顆粒無收，百姓過着「衣食不給」、以豆屑雜糠充飢的生活。文帝觀後，也恍如深自咎責，淚責己無德。不惜禁酒肉，與民同饑，更親自帶領天下百官和老弱婦孺到洛陽就食。然而，京師滿溢的糧倉不開，非要飢餓的百姓扶老攜幼、長途跋涉到洛陽就食的做法，屬實令人費解，甚至文帝開倉派糧派的僅是「雜種及遠年粟」，並非當百姓辛辛苦苦累積的稻米流脂。
隋朝大水災（網上圖片）
後來文帝不僅不再開倉賑災，更是重糧多於重民。為了加強糧倉管理，文帝嚴令「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沒其家」，而在開皇十六年，更有合州的倉庫主管因儲積少糧七千石，而被斬首示眾。不單後代淪為奴，更令親屬私貼買糧，以填補虧空。
隋代國庫之豐富，實不能否定。就在1969年，洛陽考古發現了一座總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259個糧窖的隋朝糧倉——含嘉倉遺址，其中一個糧窖中還留有50萬斤的炭化谷子。除去可以證明國家的富足外，也反映了當時皇室對到處逃荒要飯的農民剝削。一言以蔽之，隋之富強，在於國，而不在於民；文帝之惜，在於倉庫，而不在於百姓。
處於河南省的含嘉倉遺址（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