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飲食及零售界近日叫苦連天，說每逢假日，香港消費人群大幅流失，長假日去日本、台灣，短假日去深圳，令本地消費人群驟減。
其實，早於今年初香港和內地通關之後，香港零售業界已發現，內地旅客來港增多，但豪客來港減少。以藥房為例，以前會有一些內地客戶不計價掃貨，現已此情不再。如今的內地客以旅行團和年輕人為主，豪客減少。大陸跨境電商、免稅店日漸成熟、特別是海南免稅店打折後比香港更便宜，本地名牌貨的價格優勢逐漸消失，為本地消費敲響了警鐘。
此消彼長。內地媒體《36氪》報導大量港人湧到深圳消費。
報導稱內地網友提出了一套在排隊人群中分辨香港人的方法，指港人都「背著書包，穿著波鞋，包包上掛著洗手液，不太熟練的點單和支付，夾帶著英文的說話方式……等等」。
從統計數字，也看出港人到內地消費的人潮洶湧，早在今年3月22日至4月4日的14天內，入境深圳的香港人有180萬人次，同期內地居民入境香港僅54萬人次。出多入少。
內地的茶飲店喜茶、奈雪、阿嬤手作、霸王茶姬；烘焙領域的鮑師傅、瀘溪河、KUMO KUMO；還有太二酸菜魚、木屋燒烤、絕味鴨脖、周黑鴨等餐飲品牌，店外都大排長龍，當中有不少是港人。而這些品牌店產品亦成為最熱門的回港手信，在香港火車和地鐵內，鮑師傅奶茶、KUMO KUMO的橙色包裝隨處可見。
港人除了北上消費，還出現「逆向代購」的新現象，一改往日內地人從香港代內購香港美食、貨品到內地的方向，如今是港人到深圳為香港消費者代購美食。《36氪》訪問了香港一個代購者Kent，他每週二、四、六固定往返深港，幫人代購回港：奶茶統一收取10元一杯，金額在100元以下的訂單收取20元，超過100元的訂單按照總價的20%收費。Kent 說每月收入有幾千元，而顧客落單最多的商品是鮑師傅的小貝（肉鬆小蛋糕）。
面對這個「反向代購」潮開始出現，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香港消費太貴。無論是相比於日本以至內地，香港餐飲都明顯地貴，隨時貴一倍以上。例如逆向代購者Kent舉例的奈雪「霸氣草莓」，香港有少量分店，售價折合人民幣大約40元一杯，而深圳只賣19元，加上10元的代購費，仍然便宜得多，還可以送到購買者附近的地鐵站。由於性價比高，代購的規模越來越大，可以代購公司的下午茶、宵夜或者派對食品。
有人說去深圳車費也是成本，但如果講到長者去深圳消費就無得輸了，60歲或以上長者有「樂悠咭」，2元就可以搭港鐵到上水站，再用2元轉車到皇崗口岸，60歲以上長者在深圳搭地鐵更是免費，來回深圳的交通費才是8元，簡直無敵。
第二，創新力弱。內地的餐飲不但價錢相宜，而且快速創新。但香港的茶飲、甜品卻幾十年來不變，以曾經在內地紅極一時的甜品店鼻祖店「許留山」為例，當日的芒果西米撈更成為甜品的代表，高峰期在全球開了300間門店，主要分布在香港及內地。但「許留山」創新乏力、管理不善，在2021年，關閉了香港最後的一間門店，今年內地的所有店鋪集體關門。許留山的沒落，也意味著香港的甜品和茶飲品牌的消亡。
內地創新換代非常快，而香港就幾十年不變。7年前內地過年還在放《澳門風雲》這種賭神式的爛片，後來國產片崛起，如今連荷里活大片在內地也黯然失色。內地今年的暑期大片《消失的她》、《長安三萬里》等等，都是全新的題材。
香港零售消費業危機顯現，性價比低已是硬傷，創意缺缺更屬頑症，不變，就會被淘汰。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