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周庭棄保潛逃，在加拿大多倫多宣布，不會再回香港。周庭身負《港區國安法》中「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罪名，警方國安處批准她赴加拿大多倫多留學，結果她就一去不回。
按周庭自述的版本，外逃事件有幾個要點。第一，警方國安處容許她離港到加拿大升學的唯一一個條件，是在國安處人員陪同下到深圳一天，安排她參觀「改革開放展覽」和騰訊總部，之後寫親筆信感謝警方安排，就讓她九月中順利離港到加拿大多倫多升學。第二，周庭說考慮香港的形勢、自身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等後，決定不回香港報到，大概一輩子也不會回港了。第三，周庭強調並無事先計劃潛逃，還買了12月回港的機票，「所以如果有人要說我處心積慮欺騙國安，那絕對是錯誤的陳述。」
看了周庭自述的版本，我心裡只想到4個字：「仁至義盡」。文天祥在《絕命詞》中有4句，講述孔孟仁義至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意思是孔子教導成仁，孟子教導取義，要先把道義實踐到極點，然後仁德自然也就達到極致。
換一個角度，政府有不同考慮。第一，按《港區國安法》第42條，涉嫌觸犯相關法例的疑人不准保釋。警方國安處容許周庭保釋外出，本身已是一個寬大而例外的安排。其次，周庭作為一個年輕人，想到加拿大留學，警方容許她離港留學，自然要冒上她棄保潛逃的風險，相信警方是平衡了執法風險和對年輕人寛大處理兩個角度，最後選取了寬大處理。第三，政府容許周庭外地留學的唯一條件，是安排她回深圳參觀一天，看看祖國的最新發展，對一個面對重罪起訴的人來說，這根本不算是什麼條件，只能說一個遊歷，看完以後深受感動也好，或看完嗤之以鼻也罷，對一個等候起訴還想外出留學的嫌犯來說，這是低到不能再低的條件。所以總括而言，特區政府對周庭的處理，只能用「仁至義盡」4個字去形容，希望用仁德感化一個意圖勾結外國勢力推翻政府的犯罪者，希望她能浪子回頭。
一般而言，按平均數字，監禁期滿出獄後的釋囚，重犯的比率高達五成，所以想感化犯罪者是一個推石上山的行為，但政府仍努力不懈去做，就是一種治病救人的心態，希望幫到一個得一個。
不過，周庭事件的結局，就成了一個最佳的反面教材。你在馬路上見到一條蛇，怕蛇被汽車輾死，想方設法把牠移離路面，怎知離開路面後，蛇反過來咬你一口，被咬的好心人有苦自己知，只能說蛇躺在馬路那種軟癱癱很可憐的樣子，只是一個偽裝而已。
如今周庭不只棄保逃潛，還要聲稱一輩子都不會回港，憎恨之情，溢於言表。到頭來，這只是一個「累街坊」的行為，周庭當年的兄弟姐妹朋友，很多仍在等候審訊，經此一役，相信無論是政府或法庭，都會引以為戒，對疑犯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這些人想獲得保釋或得到其他寬鬆安排，就變得難上加難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