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挑起的中美貿易戰中，美國農民首當其衝，特別是美國豆農承受了約110億美元的損失。如果硝煙再起，美國農民只怕會傷得更深。
特朗普。AP資料圖片
內地《觀察者網》引彭博社11日報道，毫不起眼的大豆是特朗普和中國的第一次貿易戰中的犧牲品，在他上任的頭兩年，美國對中國這個世界頭號大宗商品買家的出貨量下降了79%。當時，中國仍然需要美國的一些供應。但現在，它只需要從美國的競爭對手巴西進貨。
其他大宗商品的情況也大同小異。中國已經實現了供應多元化，對阿根廷的玉米和小麥、巴西的高粱和澳洲的棉花開放了市場。中國的糧倉已經補足了貨。
「頭一回中國沒有做好準備，這一次中國準備好了。中國的大豆庫存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荷蘭合作銀行穀物和油籽全球行業策略師尼科爾森（Steve Nicholson）說，「形勢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報道稱，美國在貿易戰升級的風險壓頂之際，卻難以恢復其從玉米到小麥的領先主食出口國地位，同時巴西成功搶佔了市場份額。由於玉米和大豆價格今年早些時候觸及202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種植者的所得已經在下降。
預計特朗普在明年正式上任後將故技重施，再對中國強加無理關稅，而中方大概率也會採取反制措施，再次瞄准美國農產品出口領域，穀物價格將承壓。
花旗集團全球市場分析師在週一（9日）的一份報告中寫道，雙方最終可能找到解決方案，但中國恢復之前的進口水平可能性較小。
彭博行業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 BI）的分析師認為，大多數農產品是貿易戰的「排頭兵」，因為尋找替代品產生的成本相對較低。
第一次貿易戰造就了當前的供應形勢：中國的目光從美國轉向巴西，這促使巴西開墾土地以種植更多的大豆。預計巴西明年年初的大豆收成將比中美貿易戰前的產量高出至少30%。
不過，這並沒有使美國農民放緩生產更多大豆的腳步，畢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他曾向美國農民發放了約280億美元的補貼，以緩解與中國的貿易爭端給美國農民所帶來的打擊，這幫助美國農業淨收入在2020年達到了七年來的最高。
種子公司科迪華（Corteva Inc.）的首席執行官馬格羅（Chuck Magro）也表示，美國的大豆種植面積預計不會減少，「假設關稅和先前類似，中國認為需要從其他市場購買，美國生產的大豆仍將找到買家」。
彭博社列舉了特朗普的關稅計劃可能對各種作物產生的影響：
大豆、玉米和小麥
2020年1月15日，中美雙方在美國華盛頓簽署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根據協議，中國將增加美國農產品進口，美方將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徵的關稅。
根據美國全國玉米種植者協會（NCGA）和美國大豆協會（ASA）委託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如果恢復這些關稅，美國農民或將每年損失數百萬噸的穀物和大豆出口。
中國是大豆和玉米等農產品的全球最大進口國。在時任特朗普政府對華發起貿易戰，對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後，中國在致力於提高國內產量的同時，也於2018年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牛肉、豬肉、小麥、玉米和高粱等進口產品加徵25%的關稅予以反擊，並大幅減少了對美國進口農產品的依賴，轉而向巴西、阿根廷、烏克蘭和澳洲等主要糧食生產國採購。
路透社此前引述中國海關數據稱，2024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大豆份額已經從2016年的40%降至18%，而巴西進口所佔的份額從46%增至76%；玉米進口情況亦然。
目前，中國轉向從阿根廷購買玉米和小麥。今年年初，阿根廷國家農業、畜牧業和漁業部發佈公告稱，經中國海關總署授權，阿根廷可向中國出口小麥。公告指出，中國是全球第三大小麥進口國，每年進口約1000萬噸，價值38億美元（2022年）。目前，阿根廷正積極尋求數十年來首次向中國出口小麥。此外，中國還批准購買阿根廷玉米，這是15年來的首次。
高粱
美國的高粱生產商高度依賴中國，該國高粱出口量的70%運往中國。中國是這種古老穀物的最大消費國，這種穀物被用作動物飼料和釀造白酒。
然而，在11月底，中國對巴西高粱敞開了大門。雖然這個南美農業強國過去幾乎沒有出口高粱，但其產量已增至約460萬噸。報道認為，這是對美國市場份額的又一挑戰。
豬肉
豬肉是中國居民菜籃子里最常見的葷菜之一。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豬肉消費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生豬養殖市場。歐盟、巴西和美國是中國主要的豬肉進口來源國家及區域。2020年至2023年中國及巴西產量增加，而歐盟與美國豬肉產量下降，其中歐盟區域降幅尤為明顯。
目前，受居民飲食偏好、消費主力人群轉移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即使不發生貿易戰，市場前景也不容樂觀，豬肉消費量預計將下降。根據美國農業部的一份報告，消費者將飲食轉向了其他蛋白質，如家禽、牛肉和海鮮。
棉花
美國農業部在本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由於國內產量強勁和庫存增加，預計中國的棉花進口量也將從去年創紀錄的水平上降下來。
希爾托普證券高級商品市場策略師庫尼施（Walter Kunisch）表示，中國棉花和紡織品供應鏈與2018年貿易戰期間「截然不同」，中國已經從巴西和澳洲採購了更多的棉花。
巴西全國棉花出口商協會此前宣佈，巴西棉花在2023/24收穫季總計生產棉花370萬噸，其中60%供出口，巴西棉花出口量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棉花出口第一大國。在這一收穫季，巴西向中國出口了近130萬噸棉花，超過美國的出口量。
巴西棉花生產者協會指出，巴西棉花結合了可持續生產模式和高質量的特點，具備高競爭力，受到越來越多國際買家的歡迎。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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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將實施全面重組計劃，國務卿魯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目前的國務院機構臃腫、官僚主義盛行，難以履行重要外交使命。
內地澎湃新聞刊文稱，美媒曾陸續曝出特朗普政府提議大幅削減國務院與國際開發署（USAID）預算，關閉大批海外使領館等涉及國務院改組的內容。自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風暴，而國務院成為此次改革的主要對象。如今這一激進改革的齒輪已開始轉動，其所帶來的衝擊或將成為美國霸權和國務院職能的歷史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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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看來，美國國務院是其「排乾華盛頓泥沼」的天然對象。這一機構處於「美國優先」議程的對立面。
其一，國務院是美國多元化議程的主要推動者。國務院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推動所謂美式民主價值的核心機構，通過對外援助、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將美國理念從國內延伸至全球，影響國際政治生態。這其中，多元化議程成為「美式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國際開發署作為國務院分支，在推廣性別平等、少數族裔權益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向發展中國家投入大量有關性別平等、支持跨性別組織、氣候變化運動的援助項目。
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這些項目與美國國家利益無關，甚至可能在一些敏感地區引發爭議，讓美國民眾面臨新的風險。此外，國務院和USAID員工在政治捐款上高度傾向民主黨，這進一步加劇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懷疑，即國務院所推動的多元化議程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針對特朗普理念的「陰謀」。
其二，國務院被視為是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主要代表。所謂「深層政府」，指的是美國國內不受民選官員直接控制、通過政策制定和外部遊說影響政府的官僚機構和智庫網絡。特朗普長期將「深層政府」視為其執政的主要障礙，也有意炒作這一議題，煽動底層民眾和上層精英的對立。國務院被認為是這一隱形權力的核心代表。特朗普認為，國務院的許多政策受到華盛頓智庫、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過度影響，USAID也與諸多美國智庫以及外國遊說團體關係密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指出，國務院和USAID的一些項目間接支持了哈馬斯、伊斯蘭極端勢力等「美國敵人」。這些項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大為國務院受到「深層政府」操控的證據。
其三，國務院被視為是經費浪費的「眾矢之的」。特朗普政府將國務院及其附屬機構作為重要審查目標，也發現一些所謂低效和浪費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USAID向伊拉克的「新芝麻街節目」撥款2000萬美元，旨在通過教育娛樂推廣多元化理念，被批評為不切實際；向烏干達和牙買加的LGBTQ倡導項目分別撥款550萬美元和150萬美元，項目效果存疑。此外，USAID部分人道主義援助項目被指行政開支過高，多數資金被用於管理和諮詢，養肥了外包商和諮詢機構，未發揮援助效果。裁減這些項目為特朗普提供了展示「精簡政府」政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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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針對美國國務院的「斷臂式改革」不僅衝擊國務院職能，更標誌著戰後美國國務院「例外時代」的終結。
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師」，國務院奠定了美國霸權的基礎。國務院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機構，通過多邊機制、價值觀推廣和盟友協調，塑造了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國務院深度參與美國構建以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北約為基礎的全球框架，是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
馬歇爾計劃是國務院塑造美國全球戰略的巔峰體現。1948年至1952年，時任國務卿馬歇爾主導的該計劃向西歐提供超過100億美元援助，協助歐洲重建。在國務院資深外交官凱南等人的深度運籌下，該計劃不僅恢復西歐經濟，還將盟友綁定在美國的地緣政治軌道上，塑造了對蘇冷戰的戰略基礎。
1949年，北約成立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軍事霸權。國務卿艾奇遜是北約的主要設計者，他說服歐洲盟友接受這一聯盟。北約象徵美國對西歐安全的承諾，奠定了戰後軍事秩序的基礎。這些措施使美國從孤立主義轉向全球領導。
冷戰期間，國務院的職能和規模迅速擴張，以應對與蘇聯的全球競爭。國務院推動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成立，負責管理對外援助，美國使領館數量、外交人員規模和預算規模都穩步上升，國務院逐漸成為聯邦政府中最為龐大的部門之一。
冷戰結束後，國務院職能進一步擴展。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將「民主推廣」作為外交核心，國務院通過資助非政府組織和選舉監督，擴大在東歐和中亞的影響力。新世紀以來，國務院協調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援助，總額超600億美元，涉及基礎設施、教育和治理改革。這些行動顯示國務院從傳統外交擴展到基於價值觀的「國家改造」，涵蓋人權、反恐和氣候變化等領域。
因其在維護美國霸權中的不可替代性，國務院成為美國歷史上多次政府改革和預算削減的「例外對象」。相比之下，美國情報機構、美國軍方更容易成為改革靶子。尼克遜政府時期，中情局遭遇大規模裁員和預算削減，超過1500名僱員被解職，大量涉外職能被取消。與之相對，國務院預算和職能未受影響，甚至有所增加。克林頓政府時期，國防部和情報機構成為「政府精簡」的重點目標，國務院則繼續享受擴張紅利。
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傳統。在他的政府改革中，國務院的次序從最優先變為了最「劣後」，其預算面臨斷崖式的削減。受此影響，國務院自然難以維持現有的職能和定位，將面臨「推倒重來」程度的調整和變化。
美媒稱此次國務院重組是美國外交系統數十年來最大的變革。目前實施的是國務院重組計劃的第一階段，未來不排除國務院的預算和規模進一步被削減的可能性，美國的海外使領館也有可能如美媒此前爆料的那樣，被大批關閉。
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務院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一條道路是就此擺爛，其職能重新退回到二戰前的初始狀態，成為一個服務和聯絡機構。另一條道路是減員增效，運用新技術提升效率，更加聚焦於經濟、安全領域，實現所謂的現代化轉型。從國務院當前趨勢看，走向後一條道路的可能性更高。
近年來，國務院成為運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最為積極的美國政府部門之一。據國務院人員披露，該部門已將人工智能引入信息收集、整理、文件翻譯等領域，部分替代了人力工作。借助這些新技術，國務院有可能在僱員顯著減少的情況下維持住「基本面」，繼續作為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主要觸角。
同時，經費和人員削減必然對美國在國際多邊機制、全球治理等領域的能力有所影響。相對於一般外交工作，這些領域更需要專業性技術支持，更需要持續性的投入。在缺少資金的情況下，美國國務院難以繼續通過外包和外部智力支持的方式引導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的議程。
此外，美國國務院還可能將一些對他國實施「影響力」、試圖影響他國政局的職能轉交給美國軍事和情報部門。這意味著美國在這些領域的政府內部分工將退回到冷戰初期的狀態，即由軍事安全部門主要負責。這種變化可能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結果。國務院在進行此類「民主推進」中一般會兼顧與對象國的外交關係，但軍事安全部門則顧慮更少，更傾向於採取高風險高回報的策略。這可能將給全球安全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