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周一宣佈暫緩進行全民強檢，她指全民強檢需要動員的規模龐大，而香港的社會組織能力弱，香港已錯過做全民檢測的時機。她又說，那些當日早上仍向香港政府施壓要做全民檢測的人，應該反思。
香港疫情全面失控，或許目前最緊急的工作仍然是救命，暫緩進行全民檢測，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但說到「施壓」和「反思」，就是很刺耳的字眼。到底什麼是「施壓」？又為何要「反思」呢？
1.先講「施壓」的問題。有行政會議成員話，說暫緩全民檢測是「俾面」建制派，認為全民檢測一直是建制派用來為難林太的政治口號，中央要求強檢並非事實。
說「全民檢測是建制派用來為難林鄭的政治口號」，本身是將全民檢測這個建議政治化。
抗疫的最終目標，是要制止疫情散播，盡量減少疫情帶來的人命傷亡、對社會民生和經濟的衝擊。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做事的方法不止一個，也不一定要做全民檢測。抗疫成敗的主要指標是染疫的死亡人數可見。截至昨天，全球因新冠病死的人共609萬人，當中美國死亡人數97.2萬人，英國16.4萬人，而中國的累計死亡人數只有4638人。內地抗疫非常成功，英美等西方國家抗疫極之失敗，已經是鐵一樣事實，所以學西方多數要付出大量人命為代價，並不可取。
學大中華區抗疫，不同城市有不同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澳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上海等都爆過疫。
小如澳門，爆疫不禁足但全民強檢。特首說香港全民檢測每天要8萬個人手，又說全民檢測規模之大，史無前例，總之就是香港做不了。那麼香港的執行能力，就連澳門都不如了。
其餘北、上、廣、深，直至最近深圳7日禁足之前，這些城市爆疫都沒有禁足，只做全民檢測，而上海更是不做全民檢測，只做大區強檢。
所以特區政府不做全民檢測，其實沒有問題，但疫情失控就有問題了。建制派也好，市民也罷，都不是逼政府一定要做全民檢測，只是叫政府控制疫情。你不做全民檢測但可以控制疫情，無論學那個城市的控疫方法，或是自創新猶，只要能夠控疫，大家都會拍手讚好，誰會無事生非，無端端走去為難特首呢？
建制派只是見政府眼見疫情殺到卻手足無措，才提醒一下，可以用全民檢測抗疫而已，說「為難林太」，真是言重了。
2.政府反對全民檢測的底因。
現在的特區如果還有能力的話，應該就是執行能力。不要告訴我，香港政府的執行能力連澳門都不如，我們會很傷心的。
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特區高層以叫她們做全民檢測的人是講政治，其實是他們自己講政治。說穿了，政府不做全民檢測的底因，背後其實是出於政治性的考量，主因還是「強制」二字，覺得很多市民講自由，不會接受，而西方國家也沒有這樣做，所以政府就不做了。
香港政府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惡人先告狀。指斥別人向她政治施壓，實質是自己作政治盤算。
3.最需要反思的是特區政府。香港抗疫搞到這樣差，每天仍死200多人，最需要反思的，不是建議政府進行全民檢測的建制派，而是政府自己、而是特首本人。香港現階段的確已錯過了做全民檢測的最好時機，但是誰錯過了這個時機呢？今年一月，很多人向政府提出要做全民檢測，如果政府當時能夠當機立斷，馬上進行全民檢測。即使做不到十足，有七、八成市民參與檢測，將大多數在社會上潛伏的病毒者找出來，仍有機會遏制疫情。
政府的決策失誤，釀成今天的大禍。
政府不反思，還以為自己很成功，甚至好搞笑地以為自己在為國家做躺平的實驗，國家絕對不需要這種失控實驗。當第6波疫情殺到時，香港還要付出更多人命的代價。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