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後一位「貴人」 平民李玉琴竟成最有福氣的皇妃？

提到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溥儀身邊的女人，人們往往會想到皇后婉容。1987年，在意大利著名導演貝托魯奇掌鏡的《末代皇帝》中，中國旅美知名演員陳沖飾演的婉容，以及幾乎在同期上映的內地電影《末代皇后》中由潘虹飾演的婉容，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在這兩部當時備受關注的清遜帝相關電影，乃至之後播出的電視劇集《末代皇妃》中，都有意或無意中遺漏了一個名字：李玉琴。她是何許人呢？平民出身的李玉琴原來是溥儀第四任妻子，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室貴人。

新婚不久的溥儀和李玉琴。(網上圖片)

溥儀不到3歲(1908年12月2日)就登基，一生共有5位妻妾，前4位是他在位時被選入宮的后妃。首位妻子就是小他9個月的皇后婉容，同為滿洲貴族出身。婉容的父親榮源時任內務府大臣，主張男女平等，她被送進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就讀，學英語，彈鋼琴，習字繪畫，特別喜歡爵士音樂，一派洋化作風，一度贏得溥儀歡心。

第二位是跟婉容同日入宮的淑妃文繡，她本來獲選為皇后，但因樣貌平平，溥儀不喜歡，跟婉容身份互調。文繡和溥儀九年婚姻，可以說是一段灰慘黯淡的歲月，最後以離婚收場。溥儀第三任妻子是祥貴人譚玉齡，她17歲入宮，甚得溥儀喜愛，可惜只當了5年妃子就病逝了。

溥儀另外三位后妃(左起)：皇后婉容、淑妃文繡和祥貴人譚玉齡。(合成圖片)

李玉琴嫁給溥儀帶有偶然性，因為她沒有任何滿清貴族血統，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漢族平民女子。1928年7月15日出生在長春郊區的貧苦農民家庭。

1943年，當李玉琴還是新京南嶺女子優級學校一名中學生時，有一天，被日本校長叫去照相，原來是溥儀當偽滿皇帝後的第二次選妃活動。

溥儀口中「最親愛的」祥貴人譚玉齡死後，皇后婉容又瘋瘋癲癲，時任滿洲國帝室御用掛兼日本駐滿洲國大使館副武官吉岡安直遂向溥儀提議再婚，並找來不少日本女子照片給溥儀選擇。為了不讓日本人過度干涉自己的私事，溥儀堅持要一名中國女子做妻子，後來在60多張中小學女生的照片中，溥儀看中了李玉琴，她在照片中天真、單純和拙稚的模樣，正符合彼時溥儀的心意。

學生時代的李玉琴(紅圈者)。(網上圖片)

李玉琴入宮後，獲溥儀親自冊封為褔貴人，時年15歲。其時，李玉琴只是溥儀用來對付日本人的工具，並給她定了21條規矩，要她時刻記在心裡，不能違反任何一條；這還不止，溥儀之後又制定了六條約束李玉琴家屬的禁令，徹底切斷了李玉琴和宮外的聯繫；不過，溥儀偶爾也通情達理，曾安排李玉琴和父母見過幾次面。

那正是青春四溢的年紀，活潑可愛的李玉琴給長年沉鬱的宮中帶來難得一見的生氣，也為溥儀的生活，帶來幾縷溫暖柔和的陽光。

雖然這是一場「政治婚姻」，但相處下來，兩人還是有感情的。溥儀曾親自挑選，送一個紅色首飾盒給李玉琴作禮物，當中裝有珠寶戒指之類的，但李玉琴更喜歡盒子本身，因為盒子上雕著一對戲水的鴛鴦，李玉琴曾調皮地稱它為「鴛鴦盒」。天真的她希望自己和溥儀能像這對鴛鴦一樣，一生相伴，永不分離。

但好景不常，他們的婚後生活僅兩年光景，社會便出現巨大變化。

溥儀送給李玉琴的紅色首飾盒。

1945年8月，蘇聯紅軍閃電進攻東北，日本大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兩天後，溥儀被迫在通化大栗子溝宣讀「退位詔書」，偽滿洲國從此滅亡。溥儀的人生也走向新的拐點。

退位儀式結束後，溥儀為了火速地到日本避難，竟抛下李玉琴和眾多元老大臣們，只帶幾名隨從，便倉皇逃到奉天機場。卻萬萬想不到，機場早被蘇聯紅軍所佔領。他們一行人在上飛機前，即被蘇聯紅軍拘捕了。

當時，普通戰犯統一交還國民政府處理，但溥儀畢竟是皇帝，又是東京審判時的重要證人，於是被押到蘇聯。而李玉琴並不知道溥儀被捕，對丈夫失蹤多時，擔心萬分。在這段時期，李玉琴每天都唸佛祈禱丈夫平安歸來，夫妻早日團圓。

其實，溥儀並非有意抛下李玉琴，他們只是打算先行到日本避避風頭，再尋找機會返來。沒料到在機場被蘇聯紅軍抓去蘇聯，一去五年。

西裝下的溥儀也一表人才。(網上圖片)

對李玉琴來說，丈夫杳無音訊，且一別十年！這十年間，李玉琴的生活顛沛流離，北京、天津、長春，偌大一個城市，居然沒有自己的安身之地，政治、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對一個瘦弱之身幾乎承受不起來，她甚玉萌生出家當尼姑的念頭。

1955年初夏，李玉琴終於等來了溥儀的消息──李玉琴大姐夫拿著一封信，邊跑邊叫：「來信啦，他來信啦，快來看！」

溥儀在信中寫道：「親愛的玉琴，我現在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我很想念你，你們都好嗎？」雖然只有短短幾句話，但看過熟悉的筆跡，十年的委屈、期盼、擔憂，悲喜交織，李玉琴頓然失聲痛哭。很快，她來到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終於見到了只共同生活兩年的丈夫──昔日的皇帝居然成為戰犯。

根據溥儀後來回憶，當時的李玉琴已是成熟、美麗而溫柔的少婦，一直等候自己，這是溥儀最想知道的事，但他卻沒想過李玉琴這些年的生活和內心的變化。

成熟、美麗而溫柔的李玉琴。(網上圖片)

兩人見面後，溥儀一邊揮淚，一邊滔滔不絕地訴說，指自己有罪，如何接受改造，卻忽略了一位歷盡坎坷、受盡屈辱的女子的感受，作為妻子，她多麼希望丈夫可以傾聽自己的心聲，了解自己這些年來如何生活──

日本投降以後，溥儀被抓去蘇聯，李玉琴幾經輾轉，回到長春娘家，跟母親和兄嫂躋在一起，經濟狀況拮据；1946年，長春解放後，迫於娘家人壓力，李玉琴回到了天津溥儀的族兄溥修家裡居住。溥修是個頑固的晚清遺老，他將李玉琴視如囚犯般對待。

李玉琴在這個封建家庭裡生活了5年，做飯洗衣，如同奴僕，還常常挨罵捱餓，更不時遭到溥修夫人的白眼，說風涼話：「甚麼貴人喲，失體統，失尊嚴，怎麼做起下人的事情來。」即使天津解放後，玉琴要求出去工作，溥修也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李玉琴曾在圖書館工作。(網上圖片)

從1953年到1956年，李玉琴一次又一次地往市勞動局跑，卻一直無法解決工作問題。安排過幾天至數月的臨時工，但常常失業。而最令李玉琴難受的是，親友中開始出現「避嫌」，他們擔心受到「皇后娘娘」牽連，揹上漢奸老婆的朋友或反革命家屬等罵名，開始疏遠乃至排擠她。甚至說，你不離婚，就是漢奸家屬，永遠也找不到工作。

親友們這種冷漠的態度大大傷害了李玉琴，但這並不足以影響到她對跟丈夫團圓的渴望。然而，好不容易見到久別的丈夫時，卻沒有想像中的溫馨場面，也感覺不到愛。她認為，當時的溥儀只需要一個人陪伴，但這個人可以是任何人，不一定非自己不可。

離開溥儀後的李玉琴。(網上圖片)

1957年，李玉琴終於鼓起勇氣，提出離婚，成為繼淑妃文繡之後，第二個向溥儀提出離婚的女人。其時的溥儀只是一個普通公民，經歷這麼多事情之後，開始學懂體諒人，也自知無權干涉李玉琴的婚姻自主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欣然同意離婚。

離婚一年後，李玉琴結識了在長春廣播電台工作的黃毓庚，很快登記結婚，並生下一對兒子，共同經營幸福的新家庭。

1982年，李玉琴成為「民革」成員；1983年起，先後出任長春市和吉林省政協委員，還曾在吉林省交通學校擔任名譽教授，教授歷史課。2001年4月24日，李玉琴在長春病逝，享年73歲。

李玉琴和後來的丈夫黃毓庚。(網上圖片)

由此看來，平民出身的李玉琴成為末代皇帝溥儀的后妃中結局最好的，也許正如溥儀給她的封號「福貴人」一樣，相對於她的「姐姐們」，李玉琴確實是個有福氣的「貴人」。

盜印，是指未經作者或版權所有者允許的情況下，擅自覆制或印刷他人的著作。這種行為在中國早已有之，比如清朝袁枚的作品曾多次被盜印，但這不代表中國古代完全沒有版權保護的意識。相反，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知識私有觀念就悄然萌芽。

戰國以前，學在官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教合一。除了由國家職官，如師氏、保氏、大司樂、等掌握學術的人來擔任各級學校的教師，學校也從施教的場所變成進行政治活動的場所。因為官府壟斷學校教育和學術文化，所以天下未有私人著述的文字，也談不上什麼盜印。

西周教育的顯著特點有三：禮不下庶人、官師不分、政教合一，而這也是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簡單來說，「學在官府」就是學術和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有文字記錄的法規、典籍文獻以及祭祀典禮的禮器全部掌握在官府。（網上圖片）

到了戰國時期，官守師傳之道廢，時人也開始嘗試把舊聞寫在竹帛上，這也是私人著書立說風尚的開始。既然有了民間書籍的出現，自然少不了署名權，不然都不知這書是何人所著。在思想交鋒與激盪的時代，諸子百家學說紛呈，他們的書多以「某某子」為名，例如《墨子》便是墨家思想的總集。這種命名方式簡單直接，讓人一眼就知道書自何派，而這也是我國著作署名權的起源。

不過這種著作署名權其實不大公平。不論是《墨子》、《老子》、《莊子》，還是《孟子》、《荀子》、《韓非子》，都不是學派領袖能夠獨立完成創作的，不少書籍都是在門人弟子的協助下編寫而成。因此，署名權在成為門派代表人物的專利變相剝奪了弟子們的署名權。這也沒辦法，終歸是版權意識的萌芽階段。除了諸子著作之外，先秦其它著作也大多沒有署名，這為漢代劉向等編寫《七略》帶來不少麻煩，《儒家言》、《道家言》、《雜陰陽》、《法家言》、《雜家言》等著作至今仍不知著者為誰。到了漢代，卷端署名之例開始大量出現。晉代以後，著作卷端無不署名，這說明版權、署名權等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從古籍記載來看，抄襲、剽竊、盜版等令人不齒的行為，但其實有不少都是文化人牽頭做的。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創作史上的「抄剽第一人」應是《漢書》的作者班固。雖然不能否認班固在史學上的貢獻，但他著史時的不端行為與《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一樣，一直飽受後世指責。據學者研究，從漢高祖到漢武帝這段歷史，主要剽竊了司馬遷的《史記》。除《董仲舒傳》外，《漢書》的內容跟《史記》完全沒有實質的變化；從漢昭帝到漢平帝這段歷史，則大量引用同時代賈逵和劉歆等人的作品。（網上圖片）

到底版權什麼時候才真正被人重視呢？那就得等到唐代雕版印刷問世之時。中國古代社會的早期沒有版權的觀念，是因為不存在產生經濟權利的基礎。換句話說，在傳播技術還沒有發展起來前，刻印出版商及作者並不會因傳播或創作而得益；沒有傳播的途徑，作品的社會價值也難以實現，所以唯有圖書制作方式發生劃時代變革，著作的發表權、修改權、使用權、獲得報酬權才開始引起人們關注。

然而，雕版印刷的出現也會引起我們文章開首提到的問題——盜印。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東川節度使馮宿上奏朝廷，請求頒發赦令，禁斷民間私印歷法。根據馮宿上的說法，每年司天台都沒頒發新歷，盜版的日歷已經遍佈街頭，實在有違敬授之道。這份奏疏得到了唐文宗的批準，自此歷法版權收歸中央。這次盜版打擊行動除了強調了歷書的神聖性，但其根本目的不外乎是要打擊和杜絕盜印。詔令頒佈後，民間自印曆自是不敢這麼猖狂。就算想翻刻曆書，也必須征得欽天監同意。由於翻刻的曆書都是民間盜印，所以總是錯漏百出，一日半日的推算失誤都是小事，所以禁止私印其實也是保護了原編者的聲譽和作品的完整性。

當然，不是所有書都像曆書般可以受到皇室的保護，其它私人著作的盜作問題依然嚴峻。唯有到了宋代，人們私有財產觀念進一步地深化，才有了相關民事法律的發展。北宋慶歷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而印刷術的出現與發展讓圖書印刷不再局限於佛經和日歷，使盜版圖書的門類也越來越多。加上，一些書商為利益所趨，竟胡亂刻印，這導致圖書質量嚴重下滑。因此，治平之前，皇室決定發布刻書禁令，禁止百姓隨便刻書。如有需要，則須向國子監申報登記。在國子監嚴格審查後，才準許付梓。治平之後，禁令雖稍有放松，但仍依然存在，違例者可要「徒二年」！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國出現的印刷形式。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莫高窟發現，印製於唐朝公元868年的《金剛經》（現存於大英圖書館）。（網上圖片）

雖然有朝廷已經採用版權保護手段，但仍未能杜絕抄剽和盜版行為。把他人書稿改頭換面再出版或直接改個名字翻刻印刷的現象仍舊普遍，譬如司馬光的《歷年圖》就被趙姓小人改為《帝統》，然後用於刻印賣錢，甚至明代俞羨章為了保護自己作品，想出懸賞捉拿的主意。俞羨章編有一部唐代類書匯編《唐類函》，為了不被侵權，在該書即將竣工之時，俞羨章向官府投遞了一張訴狀。訴狀稱新印成的《唐類函》被強盜劫去，懇請官府捉拿盜書賊。官府遍出告示後，懸賞緝拿。這樣一來，就沒有人再敢盜印了，真的是用心良苦！

正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明代刻書業發達，在如此大的書稿需求量下，盜印、抄襲問題越來越猖獗。《四庫全書總目》就這樣批評明朝的出版書：「是書雜采小說家言，湊集成編，而不著所出。」難怪到後來，新書都不像宋代般印上作者的「牌記」。

面對抄剽之風，時人反應迴異。有的人恨不得搭上盜版快車，恨恨撈一筆；也有人像蘇東坡一樣，認為讀盜版書「使人不平」。無論如何，盜版猖狂得連官方都無能為力，作者們又能怎麼辦？唯有調整自個心態，順其自然。袁枚就是個好例子。面對「不佳者」，袁枚就一笑置之。遇上「詩序俱佳」，則會買來欣賞，氣度非凡！

宋代出書時，封面後或封底上已開始印上「牌記」，版記里印有作者、出版者名號、版權聲明等。如當時出版的《東都事略》一書內頁上，長方形牌記中便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宋王季平先生著」、「振露堂藏版」等字樣。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中國版權保護例證，也是「版權所有，不許翻印」最原始的出處。（網上圖片）

其實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出現過「版權」一詞，法律語境下的版權（著作權）也是近代以後出現的新詞，甚至是日本人從英語copyright翻譯過來的外來詞。直至1903年，「版權」一詞才首次在中國出現前。因此，國內版權保護處於零星少變的狀態也是有跡可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