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阿爾卑斯山地區的阿爾茂宮，成為近日七大工業國( G7)領導人峰會的場地。七國又在打小算盤，要制裁俄羅斯出口黃金，又要限制俄國出口石油的價格。
表面看，七大派齊集光明頂，要麼不出招，一出招就應該把魔教教主普京當場擊殺。但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七大派這兩招有很大殺傷力。
首先，G7國家將禁止從俄羅斯進口黃金。俄羅斯是第二大的黃金生產國，僅次於中國大陸，佔全球黃金9.5%產量。美國政府高官稱，黃金是莫斯科僅次於能源的第二大出口產品。2021年，俄羅斯黃金出口額超過150億美元，其中有28%出口至倫敦。
美國總統拜登26日在Twitter發文稱，G7將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這是一項為俄羅斯帶來數以百億計美元收入的主要出口產品。美國要普京付出前所未有的成本，令他無錢在烏克蘭打仗。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怕美西方又把石頭砸在自己的腳上，他說：「關於黃金禁運，我們將更深入地研究細節，看看有沒有可能以針對俄羅斯經濟的方式，而不是以針對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實施黃金禁運。」
「禁金令」效用的確存疑：
1. 黃金無記認，俄羅斯即使不能直接把黃金出口，繞個圈賣出去有誰知，正如禁運俄國石油益了印度那樣，只是益了中間人賺差價。
2. 市場無反應。G7將禁止俄羅斯黃金的消息，並未引起金價的波動，顯示投資者認為無料到。
至於「石油限價令」，思路就有點清奇。
G7領導人正在討論美國的提議，設定俄國石油價格上限，以限制俄羅斯能源收入。美國及大多數歐盟國家已制定針對俄羅斯原油的入口禁令，在本身不購買俄油的情況下，如何影響俄油的售價？其中一個方案是從「保險」入手。
全球約95%的油輪船隊由倫敦的國際船東保賠協會集團（IGPIC）和一些歐洲保險公司承保。西方政府可以嘗試告訴俄原油買家，如果他們想繼續使用保險，則必須同意在一定的價格區間內購買俄原油，借此設置價格上限。
美國官員更想像，中國、印度等國家現在不肯制裁俄油，要誘使她們合作，就要控制俄油價格，她們當然願意用低價買俄油。
不過，西方媒體對美國提出的「石油限價令」大潑冷水。彭博社分析員指「該方案實際可行性極低」。
這一招實在漏洞百出，舉其要者：
1. 俄國提供替代保險。若英國和歐盟的保險公司只能以規定價格為運輸俄油的保險，俄羅斯國家再保險公司可以提供替代保險，你不保我來保，或在你擔保的價格之上，提供額外油價的額外保險。
2. 陰陽合同。好像明星避稅，有兩份合同。將來買俄油都可以有陰陽合同，其中一份專門提供給保險公司。
有美國媒體話，七大國領袖去到阿爾卑斯山風光明媚地區開會，吹一些漫無邊際的建議，可以暫忘本國煩惱，出出國際風頭。
但我覺得，「石油限價令」若最後成事，美國幕後有盤算。其實拜登明知你買俄油會搞陰陽合同，但放水俾你搞，實際上是搵個理由，變相撤消對俄油的國際制裁令。過去保險公司怕被美國制裁，不太敢承保俄油運輸，油公司運俄油風險大增。實施限價令的話，等如變相允許中國和印度公司明正言順購買大幅折扣的俄油，把黑市變白。這樣可以舒緩油價上升壓力，減少美國通脹。
G7搞的「石油限價令」，說不好變成名為制裁、實為跪低的一招，旨在放生俄羅斯石油。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