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倖存勞工代表，在北京與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簽署協議，接受其謝罪及達成和解，收取10萬元人民幣賠償金。三菱企業表示會在日本修建紀念碑，讓後人銘記歷史。
三名勞工代表與三菱簽署《和解協議書》。(網上圖片)
據載，在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四萬名中國勞工，分批被侵華日軍以及相關企業捉去做勞工，當中年齡最大的78歲，最小的11歲，以30歲以下者居多。據日本外務省在1946年的統計，期間多達6800人死亡。至於戰後返回中國的三萬多名勞工中，部分因身心嚴重摧殘，長期生活在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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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勞工代表與三菱簽署《和解協議書》。(網上圖片)
二戰中國勞工 (網上圖片)
二戰中國勞工 (網上圖片)
劉連仁被發現時 (網上圖片)
戰後美軍為秋田縣花岡礦山倖存中國勞工身體檢查時所拍照片 (網上圖片)
據原日軍軍官小山一郎回憶，1942年，中國山東東平湖西邊：「幾萬名日本兵帶著配刺刀的槍，繫著太陽旗，相隔10米的間隔排開，齊聲大喊著。捉住15歲到50歲的男子，綁起來。我們大隊大約捉了300名中國人。」當時，中國日本大使館、總領事館、在華日軍、汪偽政權等，都一起展開行動，以華北為中心，將農民、路人等男丁抓起來或強擄，當中也有醫生、教師、囚犯等。
二戰中國勞工 (網上圖片)
其中一名被捉的李良傑，當時才14歲。他們在塘沽等待被運往日本，每天都被日兵打，一天只給兩個玉米麵窩窩頭，表示「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別人的尿，連牲口都不如」後來，他和500多個勞工被日軍塞進大船，經海路走了七天七夜到日本：「我親眼看見，有的人生了病，被日本兵直接扔進海裡，不到一天就死了十來個人。」據記錄，李良傑等297名中國勞工被分派到福岡縣三井煤礦，「我們這297人，不到1年就死了56個。」
當時，從塘沽出發被運走的「勞工」，一人只獲發一件單衣及一件棉襖，其他地方的人甚至只得兩件單衣。北京昌平的農民趙宗仁，當時只得14歲，回憶時指：「冬天沒有棉被，發毯子，每天就看到他們把毯子往腰上一繫，把腳縮到褲管裡，還有人繫水泥袋，就這樣過日子。」在日本度過兩個冬天，即使最冷天氣也不會停工。有部分地方，在接近零攝氏度低溫，住的只是單層松木板大屋，沒有保暖措施，即使沒凍死，得了疥瘡，也沒有醫療措施。
二戰中國勞工 (網上圖片)
這批苦役，當然有逃走的念頭。14歲的趙宗仁目睹試圖脫走的工人，被捕後打得渾身鮮血淋漓，趁礦工中午吃飯的半小時，拉到礦工面前示眾。隨後他被拉走，此後再沒看見他。逃跑、被抓、受苦刑，即使這個循環是悽慘，也有勞工經歷多次最終成功，他叫劉連仁，最終躲進北海道的深山老林，過了13年野人生活，戰後的1958年才被人發現，震驚了日本及海外。
劉連仁被發現時 (網上圖片)
一班苦役者，除了逃走，也試過一起反抗，爆發地點於日本秋田縣，史稱「花岡暴動」，當時約千人的勞工中，能動的、有力氣的只剩200多人，手無寸鐵起來反抗。最終115名暴動勞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後共418人死亡，史稱「花岡慘案」。
戰後美軍為秋田縣花岡礦山倖存中國勞工身體檢查時所拍照片 (網上圖片)
在戰後，中日不斷就中國二戰勞工賠償方面周旋，試過達成協議，但因為賠償金額太小，又或者被日本高等法院推翻地區法院的賠償訴求等等，又或者就「認罪」、「賠償」、「救濟」等字眼上而有所延緩。涉及的日本企業有鹿島建設、日本冶金工業、西松建設及三菱材料公司。
當中三菱材料公司及舊日本政府，強擄了3563名中國人到日本九個地方工作，其中704人死亡。在2010年8月，三菱總公司承認指控，並願意負責。到了2016年6月1日，倖存勞工代表在北京與三菱公司簽署協議，接受謝罪及達成和解，收取每人10萬元人民幣賠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