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慧敏：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的解釋 是法治原則的堅實保障

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什麽

12月2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接納行政長官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李家超的建議，將他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65條，就「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作出解釋的請求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12月30日會議結束時，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作出《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半以來的第一次解釋。筆者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考慮有關提請之後並不限於僅就提請內容解釋《香港國安法》，也不存在解釋哪一條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絕對有權根據《憲法》和《香港國安法》就其認為需要解釋的內容進行解釋。不言而喻，解釋就是解釋，不應與修改混爲一談。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香港國安法》的核心

筆者於《香港國安法》的立法階段已經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第65條）是《香港國安法》有效實施的最核心條文，關乎總則各條規定包括第1條（立法目的）、第3條（各機構的責任）和第5條（法治原則），乃至整部法律有效實施的堅實保障。習近平主席的「七一講話」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可想而知，對《香港國安法》的全面準確解讀何其重要。

與《基本法》的解釋權有什麽差異

筆者必須指出，有別於《基本法》第158條，《香港國安法》第65條並沒有像《基本法》第158條第二款一樣，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也沒有授權法院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可以解釋的權利（第158條第三款），更沒有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基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之條文。《香港國安法》第65條就是那麼乾淨俐落！只有一句：「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香港法院審判時如何解讀《香港國安法》

有人會問，香港法院在審判時難免要適用《香港國安法》，那怎麼辦？猶記得《香港國安法》制訂時就顧及實際，允許絕大部分的案件由香港法院行使管轄權，只有極少數屬於《香港國安法》第55條規定的情形的案件，才會經過嚴謹的程序以後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行使管轄權。那麽，香港法院在行使管轄權時對《香港國安法》能否全面準確解讀就顯得尤其重要。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國安法第4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明眼人看得出來這裏説的是訴訟程序事宜，《香港國安法》沒有任何一條説實體法的解釋權授予香港法院。香港法院行使管轄權所需要的程序事宜（procedural law）授權不能與實體法(substantive law)的解釋權混淆。解釋權始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筆者於《香港國安法》的立法階段也曾指出指定法官是受普通法訓練和薰陶的法官，能否全面準確理解一部因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在香港公佈實施成爲香港法律的中國法律 ——《香港國安法》，並應用到相關案件的案情和事實，本身就是一個考驗。處理方法包括引入「法律查明制度」，香港法院的指定法官可以邀請在國家安全法律方面的中國法律專家來法院協助他們在審判過程中全面準確理解《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也可以邀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培訓。因此，對於原訟庭法官認爲不諳中國法律的海外律師有助《香港國安法》的發展，令不少人感到費解是可以理解的。打個有趣的比方：不諳中文的人如果對某個漢字尋求解釋，他該查牛津字典(Oxford Dictionary)還是查《現代漢語字典》呢？有意見認爲全國人大常委會應該盡量剋制，不用釋法就不釋法。可想而知，全國人大常委會這一次是到了不得不釋法的地步。

誰有責任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香港原訟庭法官批准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替黎智英在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而且相關控罪恰恰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中代表他辯護，法官的決定是基於《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條第（4）款的規定和相關案例的法律原則行使酌情權。可惜的是法庭在審理的過程中，在普通法的對訟（adversarial）制度下，與訟各方並沒有提出和協助法庭考慮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即容許海外律師參與審判有沒有違背《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香港國安法》第63條第二款規定：「擔任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私隱」。雖然律師的專業操守準則一般規定律師必須保守執業活動中的秘密，且該案暫沒有證據證明海外律師會涉密（同樣沒有證據證明他不會），判詞亦表示案件不涉及國家秘密，但是筆者要指出的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由行政長官以證明書方式決定，對法院有約束力」。難保黎智英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才發現有關證據材料涉及國家秘密，到時候不應該參與的律師（包括控辯各方的律師）已經在案件中掌握有關材料，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已經爲時已晚。

再者，根據《香港國安法》第1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換句話來説，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推進和建設是持續推進的。因此，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有責任持續審視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有否漏洞或存在潛在風險隱患，導致執行機制不完善。本次行政長官以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就是切實履行該條的責任。

法院容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會不會影響維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的健全性？會不會影響《香港國安法》最終得不到有效實施而有違立法原意和目的？ 這就強而有力説明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正當性、必要性和及時性。

釋法不影響司法獨立，不是魚與熊掌

律政司在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許可申請時提出的新理據，根據香港普通法的審判制度原則，包括Flywin原則和對訟制度（adversarial），為時已晚。事情到此地步，本地的法律程序已走完。正如上文所説，法院也沒有引用「法律查明制度」邀請在國家安全法律方面的中國法律專家來法院協助他們在審判過程中全面準確理解《香港國安法》。最適當的處理方法便是由行政長官以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法》第67條第四款和《香港國安法》第65條的權力作出解釋。

無論如何，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這個重要節點，釋法闡明立法原意和目的，以確保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健全和有效實施，正是“一國兩制”下堅持法治原則的充分體現，完全正當、必要和及時。

司法機關理應歡迎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3條和第8條的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依據《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司法機關既然對有效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法律責任，而且《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根據第65條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理應歡迎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和《香港國安法》作出的解釋，釋法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做法，將成爲《香港國安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不但不影響司法獨立，且將有利法院日後依法審理所有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讓法治原則得到堅實保障。

（簡慧敏是香港立法會議員、中銀香港總法律顧問、深圳市政協委員，首批獲得內地律師資格的香港律師。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香港黑暴顏色革命已過去5年了，5年前的凶險、破壞和社會動盪歷歷在目，反中亂港分子給香港帶來的傷痛仍然揮之不去。《香港國安法》實施，進而完善選舉制度及維護國家安全立法，香港得以撥亂反正。可是黑暴遺禍還未徹底清算，其教訓更有待深刻認識。在35+、黎智英案判決之際，以日月報及數字網媒為首的媒體刮起陣陣陰風，彌漫歪邪之氣，有計劃地炮製「大和解」論、「寬容」論，美其名是在呼籲社會大和解，實際是在投石問路試水溫，為黑暴哭喪招魂，恨不能黑暴卷土重來。

明辨「大和解」真相 「一國」前提四海皆準

違法行為必究必懲，是司法精神重要體現，更是維護國家安全應有之義。當初鼓吹「違法達義」的頭目都已認罪，鐵欄外還要培養新的代理人。香港長期以來就有一群「開明人士」、「開明紳士」，往往在反對派、反中亂港分子勢弱時，就及時出來做「和事老」。這和反中亂港分子每遇不利形勢就制出「大和解」（典形例子就是白鴿黨主張「大和解」，要求特首特赦佔中九男女）如出一轍。

西方的政治鬥爭，喜歡用「大和解」來演繹政治關係的變化。「大和解」的考慮，就是基於一個地區/國家的利益，目的是就政治分歧作出一定的妥協，以換取團結一致去處理一些地區/國家重大事務。西方的政黨鬥爭之間，前提必也愛國，否則「和解」是無稽之談。正如英國政府不容許蘇格蘭搞獨立，美國政府不會與加州獨立妥協，「一國」是底線和共識。如果有政黨與外國勢力勾結搞顛覆，政府還與之「大和解」，那是與自己的人民決裂，離倒台亡國便不遠了。

法治問題政治化違背司法精神

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外國勢力，意圖充當外國代理人，策動打砸搶燒殺黑暴以至顛覆政權謀獨。這不是能夠「和解」的，更不是可以妥協、包庇和縱容的！說要「大和解」，說要輕判「黑暴」和肥佬黎，實在是荒謬之論。這不是「大和解」，而是放「虎」歸山，必然後患無窮。

香港是法治社會，犯罪與否，法庭自有裁決。為何那些一直推崇法治的人，反而認為要輕判肥佬黎或黑暴份子來「大和解」呢？原來在他們心目中，政治可以這樣插手法庭裁決。這真是匪夷所思！法治問題政治化是西方的慣用伎倆，或許港英時代可以，但今天不是港督殖民統治，那些「開明紳士」的荒謬「大和解」，還是退回給西方國家「寬容」自己吧！

我們團结一切可以團结的力量，但對於冥頑不靈要損害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全的反中亂港份子和港獨份子，是堅決不可以的，堅決繩之於法。那些涉及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必須由法庭作出裁決和懲處。至於所謂的「大和解」，既是偽命題，也是別有用心，實無討論的必要，但要提防有人試圖「歪理」變「真理」，顛倒是非，暗中為反中亂港份子說項，顛倒是非，故意把懲處犯罪分子扭曲為政府的「不包容」和「不和解」。

示威遊行自由 非作秀工具 不是越多越光榮

至於為了就「寛容」說事，日月報竟和所謂學者炮製出要政府鼓勵遊行示威的謬論。示威遊行的數字，從來不是一個地方好壞的指標。若是數字越高越證明政府開明，這邏輯是把政府從示威遊行的針對對象，變成了一起唱戲的共謀。這樣的遊行有何意義？或許提議以鼓勵遊行彰顯政府包容的人，只重視過程，不在乎結果，民意也只是他作秀的道具，這樣的西方民主實在是人民的悲劇。「遊行之都」並非美譽，就像「黑暴」是別人口中的「最美風景線」。

香港市民有示威遊行的權利，但不代表要積極遊行示威，並以此為榮。示威遊行不是沒有成本的，花費大量物資和時間，或許引起媒體關注，卻是反中亂港分子肆虐時，形成的相當成熟的「產業」。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不會期望有經常、慣性、常態化的示威，除非是一些專門收錢的職業示威遊行者。他們收錢搞示威遊行，自然樂得常有工開。工業行動是無可奈何時才會選擇，比如勞資問題，當資方不願對話，工會迫於無奈下可能需要發動罷工。然而工會的職能正正在在於讓勞資雙方「有得傾」，而非以罷工、遊行、示威為目的。

「全過程人民民主」更顯先進性

社會安寧，是政府的包容落到了實處，讓民意有結果，讓決策有執行。政府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市民滿意政府表現，示威遊行反而是可能「清零」。這樣的「清零」，才是真正理想的社會。難道我們要讓外資先示威方引入？有這樣的國際慣例嗎？

包容的政府體現在有不同形式、不同渠道、時時聆聽民意，不可累積不滿、更不能規定個日子，要求市民必須上街示威遊行。除了西方的投票式民主、遊行式民主，還有一種更實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十四億人在實踐，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國家長期穩定的巨大成就。香港是「一國兩制」偉大方針的實踐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國家的一部分，應有能力走好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決不能照搬美西方那一套，更不能犧牲自己的冷暖遂別人的意。

包容必有前提，否則便是「縱容」

任何一個國度的包容也有愛國和守法為前提。西方社會動輒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打壓異己，試問以「普世價值」逼人就範，「從實力地位出發」的對話又體現了哪門子包容？ 反觀香港，回歸以來已「縱容」了偽民主派多年，最終讓「民主派」成為了民主建設的破壞者，勾結西方，充當西方代理人，發動港版顏色革命……忘了這些歷史教訓就是背叛！

無論是「大和解」或是「寬容」的謬論，都是在害盡別人，又要求包容自己。套用魯迅先生警言：那些損著別人牙眼，卻不準別人還擊，甚至不準防範，主張「大和解」、「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這種人還是魯迅先生的話：一個不寬恕！

 作者：吳秋北（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