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佈《財政預算案》，主題是「穩中躍進共創繁榮新願景」。一般升斗市民最關心的是派錢，注意政府繼續派發每人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此金額雖然比去年減半，但在經濟開始回復之際，可以加固復甦的動力，仍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舉措。
政府開始思考開源節流，本年度財政赤字預計高達1398億元，財政儲備會下降至8173億元，明年的預算赤字仍然會有544億元，財政儲備會進一步下降至7630億元。香港這幾年受疾情衝擊，連年赤字，財政儲備大幅減少，但到下一個財政年度結束的時候，還有超過7600億元的財政儲備，應該還可以「頂得住」。
這份預算案最主要的開源措施是徵收額外足球博彩稅，向賽馬會每年收徵收24億元稅金，為期五5年。另外，亦會在2024/25年度，引入累進差餉制度，每年可以增加收入7.6億元。這算是一個輕量型劫富濟貧的舉措。
《財政預算案》明言會推動經濟，可以分為傳統和創新兩部分。傳統部分包括預留1億元在本地舉辦更多的大型盛事；又會向旅發局撥款2億元，爭取舉辦更多的國際會議；另外，也會搞「開心香港」主題活動，讓本地市民開心玩、開心食。
但比較搶眼的是發展新型的經濟，主要分3條主線：一、發展數字經濟；二、發展Web 3.0「新一代互聯網」；三、打造香港成為城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第3點比較有新意。過去香港的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個別發展，兩者未有高協調並產生蓬勃的生態圈。而目前全球仍未形成具領導地位的綠色科技產業和金融集群，香港就是想搶這門生意。政府會「成立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委員會」，大力建構綠色科技生態圈和發展綠色金融應用，也會舉辦「國際綠色科技週」，在這方面大力宣傳推廣。
綠色科技和金融綜合發展，是一個處女地，世界其他的金融中心都未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香港最強的是金融，也有背靠大灣區的優勢，如果能夠借助大灣區之力，快速打造綠色金融產業，相信會有作為。
另外，香港在科創方面亦在積極對應國家的戰略。其中一個是香港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包括會設立「電子研究院」，希望能夠成為亞太區支援微電子發展的領先機構。另外，政府也會撥款30億元加強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領域的研究。
至於土地和民生方面，政府沒有應發展商的要求撤走辣招，只是將印花稅的稅階擴闊。樓價一千萬元以上的印花稅不會改變；一千萬元以下的購樓印花稅會略為調低。在這方面不算是減辣，但由於現時樓價太貴，很多物業動輒幾百萬近千萬元，略減印花稅會對上車用家有少許幫助。
總的而言，新的預算案雖然並無驚人創新，但在「補底拔尖」方面，算是交到功課。繼續派發五千元消費券，是一個補底措施；發展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推動強化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既對接到國家發展形勢，亦利用到香港的強項，相信可以為香港經濟未來發展注入一定的新能量，財爺這份預算案算是交了功課。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