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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件小事看到一個政黨的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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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件小事看到一個政黨的衰敗

2023年05月29日 19:15 最後更新:19:22

公民黨在上週六(5月27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正式宣布解散。

一個創立17年的政黨,最後步上解散之途,可說是一條失敗之路,但這條失敗之路,也是由該黨領導人一步一步行出來的,過去十多年香港歷史轉折時刻,我見證了幾件和公民黨有關的小事,也可以作側面反映,這個黨如何步上衰敗。

第一、對23條立法出爾反爾。時光回轉到2003年,當時港府推出基本法第23條立法,社會上風雨欲來,政府為求增進社會和諧,在中央政策組下成立了一個社會和諧小組,我叨陪末席,是小組成員之一。記得當時大律師公會內一群核心大狀,已組成23條關注組,他們就是公民黨的前身(後來先變成45條關注組),當時他們大力反對23條立法,但私底下仍與政府有溝通。

記得有一天,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與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見記者,說已跟大律師公會商議,政府決定提出讓步方案,就是後來的所謂「剥牙方案」,政府大幅調低23條的辣度,希望爭取包括法律界在內的反對派同意。當天下午,社會和諧小組剛好開會,其中一名資深大狀組員就是23條關注組的核心成員,和諧小組的成員都很關心事態發展,追問這位大狀,如何看23條立法修訂方案。當時他表態說,方案可以接受。小組成員都認為,這就是23條關注組與政府反覆磋商得到的方案。不過後來社會局面風起雲湧,到了「七一」搞出幾十萬人大遊行,包括23條關注組在內的政團馬上反水,轉過頭來反對修訂後的23條,最後方案被逼撤回。

事後回想,若在2003年通過23條立法,社會上對顛覆活動有一定的自我約束,或許不會發展至2019年的黑暴運動,又或許歷史也會改寫。

第二、參與決策毫無誠意。2005年曾蔭權上台,為了加強與各界溝通,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我也有幸叨陪末席,看見政府如何苦心地就不同範疇政策,拿到策發會內諮詢。當時23條關注組已變成45條關注組,其中核心女資深大狀,獲委為策發會成員,這位女大狀逢請必到,逢到必「早」,不過是早退的早。每次只見她參加會議,都只出席5分鐘至15分鐘,就施施然挽著她的名牌鱷魚皮手袋,提早離場,印象中她從未在策發會中表達任何意見,政府有心諮詢,但大狀黨無心參與。

我心想,若他們這麼討厭這個制度,大可以不參加策發會。但他們既要參加,也要爭取完美出席率,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只是應酬式出席,對向政府進言,推動政策改變毫無誠意,但公開表演就表情十足。

第三、嚴拒政改勢兇夾狼。時光流轉到2015年,特首梁振英提出政改方案,提議按基本法,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結果在立法會被否決。一年後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在同年5月親臨香港,政府在會展搞了個晚宴,我也在座。張德江在晚宴前約見包括公民黨員在內的10名立法會議員,再遊說議員接受政改方案。就因為張德江與反對派議員見面,晚宴本來6時半開始,但等呀等,等呀等,等了個多小時,張德江久久未出現,就因為與議員會面時被圍攻。據與會人士透露,公民黨等議員勢兇夾狼,劇烈針對政改方案,雙方討論激烈,最後不歡而散。

我心想如果公民黨當日接受了政改方案,香港有先經提名然後普選的特首,若政治不走向極端,也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回歸26年,泛民搞的政黨愈搞愈激,背後是想推翻政府,上台執政。公民黨不但在香港玩得激進,更到美國游說對港制裁。這一切都是政治選擇,敬酒不飲飲罰酒,偏要參加一場顛覆政府的運動,最後落得散黨的下場。只能說:絕路是自己行出來的。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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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比記者的生命更重要?

 

西方對香港的雙重標準,真的到了令人齒冷的地步。

「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發表最新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跌至歷史新低點,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40。「無國界記者」指,香港的情況跌入「非常嚴重」範圍,歷史上首次在新聞自由地圖上顯示為最差的紅色,外媒被拒入境,本地傳媒又被查稅等等。

我專門去「無國界記者」網站看一看它的排名,看看比香港排名高的地區,有什麼新聞自由操作,值得香港學習觀摩。

看到台灣排24。台灣綠營政府對不喜歡的媒體直接關停,在2020年就決定不續牌給藍營電視台中天新聞台,理由是中天新聞台內控機制失靈,以及持有人蔡衍明嚴重介入新聞製作等。用「無國界記者」的標準,這些理由全是莫須有的理由,可能「無國界記者」喜愛獨派政府,就把台灣捧到天上去。

看到美國排57。美國的新聞有那麼自由嗎?據記錄美國違反新聞自由的智庫「新聞自由追蹤者」數據顯示,2022年全美發生128起違反新聞自由的事件,其中攻擊新聞記者40宗,逮捕或起訴15宗。2023年,美國至少12名記者被捕及面臨指控,多名記者因正常新聞報道遭刑事定罪。所以說香港起訴記者,美國對記者也絕不客氣。

到特朗普政府上任就更厲害了,他把《美國之音》封掉,因為那裏有很多他不喜歡的記者。美國政府亦以「媒體年度輪換計劃」為由,更換傳媒在官方大樓內的採訪資格名單。被撤銷的4間媒體,都曾報道特朗普負面新聞。特朗普對《美聯社》最不客氣,因為《美聯社》不肯把墨西哥灣改名美國灣,特朗普一度直接禁止《美聯社》進入白宮採訪。

當然更嚴重的是殺害記者了,這些情況屢見不鮮。當中最典型的是「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駐伊拉克軍隊一段秘密片段,顯示美軍阿帕奇直升機2007年7月12日在伊拉克巴格達向手無寸鐵者開火,路透社伊拉克籍攝影記者納米爾努爾-艾爾丁和司機賽義德查馬赫,遭美軍殺害。其實美軍涉嫌殺害記者的事件有很多,這件事的震憾性在於有影片記錄完整事發經過。事後並無美軍要負上殺人的責任,亦無跡象顯示美國有任何措施可以阻止類似事件再發生。「無國界記者」把美國排上57的高位,在他們的眼中,記者的命不是命。

也看到以色列排112位,這就更精彩了。2023年以軍攻入加沙,當年11月2日,巴勒斯坦電視台記者穆罕默德(Mohammed Abu Hatab)及其11名親屬,在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的家中遭以色列軍隊空襲,全部喪生。噩耗令穆罕默德正在做直播的同僚崩潰,對着鏡頭失聲痛哭。

記者在鏡頭前被殺也所在多有。2022年5月11日清早,《半島電視台》最知名巴勒斯坦記者──夏琳.阿布阿克利赫(Shireen Abu Akleh)──在報導以色列軍隊掃蕩巴勒斯坦難民營時,遭以軍打來的子彈貫穿頭部,當場死亡,終年51歲。

敢問「無國界記者」,香港有殺過一個記者嗎?有什麼比記者的生命更重要?為什麼這些公然射殺記者的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比香港高那麼多?死了的記者還有自由嗎?面對強權不敢吭一聲的「無國界記者」,憑什麼對香港指指點點?你們那麼厲害,先去為死去的巴勒斯坦記者討回公道吧。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保障新聞自由。但新聞自由是有邊界的,沒有濫發假新聞的自由,沒有煽動香港暴亂的自由,也沒有接受外國政府資助顛覆香港政府的自由。香港新聞界是專業的,但也有被政治凌駕的慘痛歷史,對2019年的慘痛教訓,我們沒法忘記。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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