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行動成員岑子杰早前入稟司法覆核，要求推翻政府拒絕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的決定，先後遭高院原訟庭及上訴庭駁回。但終審法院最後判定終極上訴部分得直。
終審法院雖然否定，上訴人根據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享有同性婚姻權利；但終院以三比二多數（張舉能和林文瀚法官持不同意見），裁定部份上訴得直。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非常任法官祈顯義認同，同性伴侶有需要取得「替代法律承認框架」，以滿足其基本社會需求及獲取合法性的身分認同，以免令他們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並感到他們的關係不值得承認。特區政府並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違反上訴人根據《人權法案》第14條享有的權利，終院的聲明將於兩年後生效。
換言之，特區政府有兩個選擇，1. 在兩年內設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2. 重新立法或修改法例，明確否定《人權法案》賦予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的權利。
《人權法案》第14條只是規定：「對私生活、家庭、住宅、通信、名譽及信用的保護。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這條32年前制定的法律，其立法原意真的有包含同性伴侶有需要取得法律承認、去保護他們私生活的意思？到底終審法院是在詮釋法律、抑或是在推動政策變革？
法庭對政府政策的干預，有時會產生重大影響。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的市政府剛剛宣佈破產，就是一個好例子。
伯明翰市政府破產後，將會立即暫停一切新開支，只維持法定服務及對弱勢社群的支援，市內清潔垃圾服務也開始延誤。
伯市政府在上個月已宣佈，本年度出現了8740萬英鎊預算赤字，下一年度預算赤字預計會升至1.64億英鎊。伯明翰市政府聲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財政挑戰」，才要宣佈破產。其中包括待付的同工同酬案索償金，總金額多達7.6億英鎊，這一數字比伯市政府全年的服務預算總額還要多。
這個令伯市破產的「同工同酬索賠案」是指2012年，當地政府被前員工指控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條例，沒有同工同酬，被法庭判定敗訴，需要向170名前員工支付鉅額賠償。該市已經支付11億英鎊的索償，但未付索償金還有7.6億英鎊，以及每月1400萬鎊的利息，但現時伯市政府已經無力應付這些債務。
一個法庭判決，可以搞到政府破產，嚴重影響對市民的服務，最後可能要大幅增加市政稅（Council Tax）來埋單。其實如果法庭認為影響過巨，大可以政策原因（policy ground)，拒絕判索償者勝訴，當然這樣做並不討好，但相當實際。
伯明翰市政府破產，令我們直接體會到法庭的判決，可以有多大影響。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