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一項不起眼的追加撥款討論，惹起議會效率的關注。
特區政府周二(9月7日)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追加7000萬撥款注資賑災基金，預計會使用8800萬元援助內地水災，以及撥出約900萬元援助菲律賓風災及印度水災災民。賑災基金餘額不足，所以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有立法會議員爆料，話這項7000萬的賑災撥款，沒有什麼爭議，過去只需討論10幾分鐘，就可以投票通過，但昨日變成開會開了3個多小時，人人都要發言。過去一個政黨派兩個代表發言，如今一個大黨10幾個議員每人都要發言，否則就被人說不參加會議、不開口發言，結果變成人人都「無奈發言」。
這是另一種形式主義。大量議員和官員的時間就這樣浪費掉，例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要全程參與，原本15分鐘變成3個多小時，司長就少了3小時處理公務的時間。如果說官員出席各種慶典浪費時間，這樣被逼加長的立法會會議，又是否浪費了官員的決策時間？
有議員話，這是立法會的「自設拉布」。
1. 整件源起。整件事源於有傳媒報道，今屆立法會議員出席會議及投票率低。導致外界關注立法會議員的「勤政指標」，包括出席率、投票率、甚至發言率等等。
當所有事情都變成「率」後，就變成要硬出席，硬發言了。
90個立法會議員，自然良莠不齊，水平不一。但就我認識的議員而言，大多數都是非常勤力，甚至「忙到七彩」。正正是由於工作太忙，事情太多，有一些本來不太重要的法案投票就不一定去，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會議不會全數出席，有一些無爭議性的議題也不會發言。
有議員話，過去門面工夫不一定做，但其實是非常努力工作，例如會就重要議題和官員討論，參與前廳交流，又會再找負責官員再俾意見，這些工作根本不會在公開會議反映出來。
2. 影響。如今好像時移世易，大家都做多點門面工夫，但好易矯枉過正，完全按批評的節奏，完全滿足門面的要求，這個遊戲會無休無止地玩下去，後果也可以很災難性。
例如按對方的邏輯，慢慢對方又可以衍生出新的批評，例如說議員的發言重複，如壞了的錄音機那樣，沒有新意。又例如說很多議員的發言都沒有針對官員，不夠批判性，要質疑為何用8800萬元援助內地水災，而不同時用8800萬元去援助菲律賓及印度災民等等。
3. 議題設定。這叫做「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你一掉入對方的議題中，左答又答也是錯，無論怎做都會輸。
例如質疑12月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不高，政府怎樣解釋都會輸，只有2019年11月香港最亂時，才有71%這種狂熱投票率。
至於立法會議員是否勤政，也不是出席多、發言多、夠兇狠，就是好議員，還要看他們做到多少實事。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