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覓地小組的諮詢工作開展得有點爛，政府內外人士都對小組的行徑有點不明所以。早前小組主席黃遠輝探訪劏房戶，有一位平常不太關心政治的企業高管問：「香港是否又要選特首？為何這個黃遠輝走去探劏房戶？」
在市民眼中，探訪劏房戶的畫面，只會在五年一次的特首選舉才會出現。由於香港住屋問題嚴重，每逢特首選舉，候選人都會去探探劏房戶，既表示對低下階層的關懷之情，亦順勢講些實現不到的房屋願景，藉此收買民心，拉抬個人民望。我也不知道這位朋友是真不知還是假不知，只好據實回答，現在不是特首選舉，只是覓地諮詢。當然「探劏房」這種收買民心、卻自揭政府瘡疤的行徑，在一般的諮詢中少見。
最近我不只一次聽到現職或者退休的政府官員問起：「覓地小組主席黃遠輝，最後會否落得如周永新同樣的下場，『周永新模式』會否歷史重演？」
「周永新模式」這個故事說來話長長。在2013年，周永新教授從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退休，接到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來電，希望他做一個有關香港退休保障的研究。由於周永新與林鄭曾在扶貧委員會合作多年，兩人十分熟悉，周永新一口答應，然後帶領一個團隊，又做研究，又搞諮詢，然後在2014年8月向政府提交一個長達139頁的報告，建議政府推行沒有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隨後政府不斷批評這個不論貧富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認為會令到香港的結構性財赤提前六年出現，政府要被逼加稅。後來政府提出一個有資產審查的退休保障方案，導致周永新與政府反目，周質疑政府那個有資產審查的退休保障的相關諮詢文件不盡不實。
周永新有「社工教父」之稱，在業界有權威地位。他與林鄭月娥反目事件，相當觸目。到2017年林鄭月娥競選特首，雙方和好，周永新還拍片支持林鄭月娥。周永新當日與政府發生的矛盾的主因是他有太強烈意見要推一個政策方案，但他的方案卻與政府想推的政策有很大的矛盾。
如今由黃遠輝主持的覓地小組，似乎沒有明顯要推的方案，但他漫無目的地做諮詢，最後能否提出一個方案，頗成疑問，即使勉強提出一個方案，也可能與政府屬意的方案，背道而馳，變成政府想搞的，他建議不要搞，而他建議搞的，政府卻不想搞。
我聽說政府內外人士都聞到有燶味，認為覓地小組的諮詢方法，有些失控，鼓動了大量反對意見走出來反對，但見不到有那個方案有很多人支持，特別是政府比較屬意的公私營合作發展方案，即利用發展商的農地開發成為新的土地資源，這個方案在第一輪諮詢內，成為最多人反對的方案。這樣再走下去，覓地小組的結論很可能會與政府的意見，愈走愈遠。
也有一位退休高官問我，「黃遠輝是否想選特首？」我左睇右睇都覺得不似。他接著的反應就是：「若然不是搞民望博上位，就不太明白他為什麼這樣搞諮詢？搞不好最後周永新模式就會重演。」
雖然這只是分析，而不是消息，但覓地小組宣傳不太到位，開局走勢不良，讓人很擔心，小組最後會與政府越行越遠。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