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選舉主任DQ參加區議會選舉的黃之鋒，這個結果並不出乎意外。政界本來估計要DQ更多本土派候選人，如今只DQ黃之鋒一個，比想像中為少。
選舉主任在解釋黃之鋒被DQ的理據時指出，在黃之鋒的回覆中，黃沒有直接回答是否仍然提倡和支持「民主自決」作為前途的選項，顯然不會有意圖擁護《基本法》。而黃之鋒就指政府作政治篩選，剝奪他的參選權利。兩者涉及不少法律爭拗，相信最後要由法庭解決。
這裏先不談法律，主要談政治。特區政府講法律之餘，當然也講政治，其實黃之鋒何嘗不講政治呢？他跑到美國國會，要求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制裁香港，這不是政治是什麼? 在一場膠著的示威浪潮中，黃之鋒要求一個外國介入香港的事務，並要美國為他參選掃清障礙，聲言他已把18個選舉主任的名單提交美國，若選舉主任DQ他們，就叫美國制裁選舉主任，這不是借外國去恐嚇選舉主任嗎？
香港的政治紛爭，過去10年經過多重質變。以前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之爭，由於當時的泛民是真正的「和理非」，所以是君子之爭。但自從激進民主派冒起後，政治開始變質。到2012年本土派冒起，說穿了就是獨派，他們行動激進，快速搶奪了民主派對香港群眾運動的領導權。香港的社會運動，就以自決之名，蛻變成一場獨立運動。
由於打正旗號搞獨立運動，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叛離」罪行。本土派就把港獨訴求包裝成自決，話《基本法》只規定香港制度至2047年，之後可以民主自決，當中包括獨立的選項，借此規避刑責。所謂自決的主張，就是港獨的一個變奏。他們在宣傳上鼓吹香港人可以自由決定，也符合年青人熱愛自由的特性，很易大行其道。港獨思想，在網上匯集成洶湧暗流。
所以黃之鋒DQ事件，表面看是一場選舉的糾紛，但這只是冰山的一角，背後是名為自決、實為港獨的巨大議題。而本土派尋求美國支持攻擊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就把事情進一步複雜化。特區政府面對這種局面，其實選擇不多。要麼全線退讓，要麼硬打一仗。
美國支持所有敵對國家的少數族群獨立建國，為的是打散對手的實力，一個國家大片土地和人民分裂出去後，實力自然大減。美國最經典的「成就」，就是由1989年開始，支持大量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獨立，令整個東歐鐵幕土崩瓦解，徹底壓制俄羅斯。
美國反對所有同盟國家的少數族裔獨立建國，為的是保存自己友的實力，例如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其領袖最近遭西班牙判刑判9至13年，加泰羅尼亞因而出現暴力示威，西班牙政府強力鎮壓，美國不吭一聲。當然也不會通過一條《西班牙人權民主法》，去制裁西班牙了。
這就是雙重標準。中國崛起挑戰美國，美國自然支持中國境內各種獨立運動，無論港獨、台獨、彊獨、藏獨全部都支持，最好搞到中國四分五裂，饑民遍野。
搞獨立運動，不是請客吃飯，是毁滅性的對決。香港只有1106平方公里的小地方，要從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陸獨立出去，可能嗎? 政客販賣理想，要上位奪權，自然要落一定的注碼，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領袖的下場，已經有辦你睇。我們一介蟻民，就不要跟住人家去癲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