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選舉主任DQ參加區議會選舉的黃之鋒，這個結果並不出乎意外。政界本來估計要DQ更多本土派候選人，如今只DQ黃之鋒一個，比想像中為少。
選舉主任在解釋黃之鋒被DQ的理據時指出，在黃之鋒的回覆中，黃沒有直接回答是否仍然提倡和支持「民主自決」作為前途的選項，顯然不會有意圖擁護《基本法》。而黃之鋒就指政府作政治篩選，剝奪他的參選權利。兩者涉及不少法律爭拗，相信最後要由法庭解決。
這裏先不談法律，主要談政治。特區政府講法律之餘，當然也講政治，其實黃之鋒何嘗不講政治呢？他跑到美國國會，要求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制裁香港，這不是政治是什麼? 在一場膠著的示威浪潮中，黃之鋒要求一個外國介入香港的事務，並要美國為他參選掃清障礙，聲言他已把18個選舉主任的名單提交美國，若選舉主任DQ他們，就叫美國制裁選舉主任，這不是借外國去恐嚇選舉主任嗎？
香港的政治紛爭，過去10年經過多重質變。以前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之爭，由於當時的泛民是真正的「和理非」，所以是君子之爭。但自從激進民主派冒起後，政治開始變質。到2012年本土派冒起，說穿了就是獨派，他們行動激進，快速搶奪了民主派對香港群眾運動的領導權。香港的社會運動，就以自決之名，蛻變成一場獨立運動。
由於打正旗號搞獨立運動，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叛離」罪行。本土派就把港獨訴求包裝成自決，話《基本法》只規定香港制度至2047年，之後可以民主自決，當中包括獨立的選項，借此規避刑責。所謂自決的主張，就是港獨的一個變奏。他們在宣傳上鼓吹香港人可以自由決定，也符合年青人熱愛自由的特性，很易大行其道。港獨思想，在網上匯集成洶湧暗流。
所以黃之鋒DQ事件，表面看是一場選舉的糾紛，但這只是冰山的一角，背後是名為自決、實為港獨的巨大議題。而本土派尋求美國支持攻擊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就把事情進一步複雜化。特區政府面對這種局面，其實選擇不多。要麼全線退讓，要麼硬打一仗。
美國支持所有敵對國家的少數族群獨立建國，為的是打散對手的實力，一個國家大片土地和人民分裂出去後，實力自然大減。美國最經典的「成就」，就是由1989年開始，支持大量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獨立，令整個東歐鐵幕土崩瓦解，徹底壓制俄羅斯。
美國反對所有同盟國家的少數族裔獨立建國，為的是保存自己友的實力，例如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其領袖最近遭西班牙判刑判9至13年，加泰羅尼亞因而出現暴力示威，西班牙政府強力鎮壓，美國不吭一聲。當然也不會通過一條《西班牙人權民主法》，去制裁西班牙了。
這就是雙重標準。中國崛起挑戰美國，美國自然支持中國境內各種獨立運動，無論港獨、台獨、彊獨、藏獨全部都支持，最好搞到中國四分五裂，饑民遍野。
搞獨立運動，不是請客吃飯，是毁滅性的對決。香港只有1106平方公里的小地方，要從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陸獨立出去，可能嗎? 政客販賣理想，要上位奪權，自然要落一定的注碼，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領袖的下場，已經有辦你睇。我們一介蟻民，就不要跟住人家去癲了。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