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日前的講話，發放了大量信息。
張曉明的講話在解答一個問題：為何人大常委會要在短短半年內作出3次重大決定(制定國安法、延後香港選舉，定出DQ標準)？張曉明給出「愛國」這個答案。弦外之音是香港的政權機構，有人叛國。
中央高官提出「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為什麼要將焦點放在「愛港」這個標準之上呢？看來有幾個原因。第一、針對叛國者。叛國是一種嚴重的刑事罪行，在法律上的要求相當嚴格。香港的法律源於英國，初時只是普通法的案例。英國議會最早於1351年通過《叛國罪行法令》，當時的叛國罪被廣泛界定為對國王不忠，懲罰相當嚴厲。後來慢慢演變成向國家發動戰爭，或在戰爭時協助或教唆外敵，才算觸犯判國罪。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叛逆罪亦類似，要向中央人民政府發動戰爭，或者鼓動外國人以武力入侵中國，或協助交戰中的公敵，才算觸犯叛逆罪。
但是，即使沒有觸犯刑事罪行，仍有很多向外國投誠、背叛國家的行為，應予以嚴厲譴責。中央認為這些叛逆份子，不能容許加入政權機構。
此前選舉主任DQ黃之鋒的參選資格，當時只考慮他所屬的香港眾志，是否以港獨作為政綱，以及他本人是否同意那些政綱。但事實上，黃之鋒多次到美國游說美國制裁中國及香港，甚至把選舉主任名單交給予美國，要求美國制裁選舉主任。這很明顯是背叛國家的行為，即使沒有觸犯刑事罪行，亦應予以嚴厲譴責。
第二、國際環境劇變。隨著中國經濟急速冒起，中國的GDP已經是美國65.8%，美國已感受到中國的挑戰。在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的矛盾急速放大，已經去到一個劍拔弩張的階段。特朗普除了與中國開打貿易戰之外，也大力支持台灣與大陸抗衡。香港也變成另一隻美國進襲中國的棋子。在中美關係如此惡劣的時候，投向對敵方，攻擊自己的國家，這明顯是一個叛國的行為。
關上房門，在國家內爭取民主自由，與借助外國勢力，甚至以外國勢力制裁作為要脅，逼迫中央給予香港全面的民主自由，本質上是兩碼事，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分別。
第三、香港問題，早已定性。去年11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國家治理體制，當中也涉及香港的治理問題。當時會議決議提到兩點，第一是「完善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這項決議，有將人大釋法常態化的味道。第二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猶記得四中全會剛召開之後，我與一位前高官見面，和他討論四中全會這項決議，我問他如何看人大常委會直接為香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而毋須等待香港的立法會立法。這講法似乎超出了前高官的想象，他回答說：「這種做法不可行，訂立的法例也無法執行。」我當時說：「如果國內照用香港法律起草模式，詳列有關罪名的定義、內容和罰則，為何不可執行呢？」事情後來的確如此發生。結果人大常委會在今年六月為香港制訂《港區國安法》。
如今看來，中央去年11月四中全會，已經為處理香港的問題拍板定案。這也是我一直講的「非A方案」。
香港已經變成一團亂麻，必需快刀斬之，重新確立一個治理體制，才可以撥亂反正。這個「破」的過程，不是香港人慣見的做法，部分人會覺得不可行。然而，那些人認為可行的方式，行了23年，不但不成功，而且局面越搞越亂。中央深明，如果讓香港沿著舊路前進，香港勢將變成美國對付中國的一隻棋子。中央的決策只能改變，採取「非A」模式，過去香港反對派認為最不應做的事，就刻意去做。
不能破，就不能立。結果出現人大常委會在六個月之內做了3個重大決定，當中的核心理念，就是不但要將叛國者清除出政權機構之外，如果他們在社會上宣揚港獨和推翻中央的思想，特別是投靠外國進行這些行為的話，就要以刑事追究。
新時代已經到來。香港從政者要重認識新形勢。過去，「愛國」這議題，即使是建制派亦好像羞於啟齒，他們覺得這個問題很老土、很過時、很專制。新時代要大講「愛國」，就是因為香港有太多的叛國者。如果不認清這個現實，香港人從政的道路，只會越走越窄。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