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又跌入限聚暗黑循環，市民一肚氣，話「庸官和國泰累街坊」。受擴大限聚直接影響的行業如飲食業叫苦連天，話直接跌入地獄，又會觸發新一波的倒閉、裁員、減薪潮。
要阻止第5波疫情，擴大限聚是必要之惡，做全民檢測可以加快疫情結束。政府總是不情願做全民檢測的心理令人費解，或許要到「不全民檢測便下台」的地步，高官才會瞓醒。
有人問我可否向高官和國泰法律追責，我話雖然艱難，但還是有方法。
先講國泰及空中服務員，可分刑事和民事責任。就涉嫌刑事問題有兩種，1. 國泰涉嫌以「客機去貨機返」的方式，讓機組人員繞過酒店隔離檢測。2. 貨機機組人員涉嫌違反國泰指引，在家居醫學監察期間違規外出作不必要的活動。
聞說政府內部有一種意見，話規範貨機機組人員作醫學監察的是國泰內部指引，而不是直接由《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A章）規範，所以好難告。
這個說法似是而非，第一，國泰的指引由599A授權而衍生，違反指引仍可用599A告。第二是告詐騙。過去有很多公務員或私人公司職員，因為「蛇王」而被告詐騙罪。國泰空中服務員視公司指引如無物，違規外出，涉嫌詐騙公司，也可以起訴。至於國泰涉嫌以「客機去貨機返」方式運作，有無詐騙政府，也值得研究。
至於民事追討，由於受影響的市民和國泰沒有合約關係，不可用合約法索償，但可以用民事侵權法(Tort)索償。
1. 染上新冠病者。民事侵權法其中一個追討原因是疏忽(Negligence)，因疏忽而受到人身傷害者，較易成功起訴。疏忽的一個經典案例是「多諾霍夫人對史提芬遜」案(Donoghue v Stevenson [1932] )。案中的多諾霍夫人和一個朋友去了一家咖啡館，朋友給她買了雪糕和一瓶薑啤。怎知薑啤中有一隻腐爛的蝸牛，多諾霍夫人飲完才發現，她因此非法不舒服，之後就向製造商索賠，結果索賠成功。
疏忽索償要點是1.有照顧責任(duty of care) ，2.違反了照顧責任(breach of duty)，3.受損者並不是太遙遠( too remote)。一個薑啤製造商顯然對飲用薑啤者有照顧責任(即使她不是直接買薑啤者)，容許腐爛蝸牛混入薑啤內違反了對飲用者的照顧責任，而且「飲用者」這個受影響人群對薑啤製造商並不遙遠，完全可以想像得到，所以法庭判決索償成功，即使多諾霍夫人受到的身體傷害其實不大。
以望月樓受感染的食客為例，如向國泰或播毒的空少索償，一家航空公司遵從政府指示，製作貨機機艙人員家居醫學監察的指引，有責任令指引有效落實，若員工違規外出播毒，當然對受感染者有照顧責任，亦違反了這個責任，因為政府叫航空公司製作及執行指引的目的，正正是防止機艙人員胡亂外出到處跑感染其他人。這些因空少違規受感染的人並不遙遠，航空公司和空少可以預估違規行動會影響到這些人。
2. 廣大受限聚影響的商戶。擴大限聚最受打擊是餐廳等商戶，他們蒙受重大經濟損失，有些甚至因而結業。但不幸的是，民事侵權法的疏忽索償，對「經濟損失」(economic loss)比較不友善，不是不能告，但不易告得入。
3. 對疏忽的官員。在這件事當中，運房局有重大責任，既在 Omicron殺到沒有收緊對貨機機組人員的隔離檢安排，也沒有確保國泰遵守他們的規定。可惜的是想告官就更難了。在Yuen Kun Yeu 對香港律政司一案中(Yuen Kun Yeu V Attorney-General of Hong Kong [1988] )，有一間接受存款公司倒閉，存戶指政府接受存款公司監管專員失職而索償，結果打到英國樞密院也敗訴，除了因為是經濟損失之外，法庭亦不願確立政府作為決策者要對廣泛的政策受影響者賠償。
簡單總結，法律上的確有方法，去追究這次播疫的「累街坊者」，包括刑事追究，和以民事侵權法的疏忽理由去索償，特別是染疫這些受到嚴重人身傷害者。但想告政府就難了。
無論如何，政府、特別運房局的決策失誤，即使在法律上難追究，也應在政治上追責。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